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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刑科題本與新史學

发布日期:2018-12-29 原文刊于:

  清朝刑科題本與新史學 

  常建華 

  《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 

  摘要: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与甲骨文獻、敦煌藏经洞遗书、居延汉简,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古文獻的四大发现,新史料的发现极大推动了历史学研究。清代档案中,题本的数量巨大,反映多种门类问题与地方情况,学术价值重大。其中的刑科题本由于更多地保存了社会经济的内容,与近代以来的新史学要求一致,而备受关注。 

  清朝雍正以後經都察院刑科,將皇帝有關刑事方面批示過的題本抄與刑部等衙門執行,謂之“科抄”。經刑部科抄過的通本(地方官所上交給通政司的題本)、部本(中央機構所直接上交內閣的題本),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的分類中,稱之爲“內閣題本刑科”,俗稱“刑科題本”,從乾隆到光緒,此類檔案被大量保存下來。刑科題本之下的“命案”類又細分爲“土地債務類”“婚姻奸情類”等,這些檔案保存了豐富的經濟、社會資料,又由于這類刑科題本屬于司法過程中形成的文件,亦屬于法制史資料,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從20世紀30年代起至今80多年間,隨著學術思想的變遷,人們對于刑科題本的利用也發生了不少變化。本文嘗試從史學求新與利用刑科題本的變化關系,介紹分析以往利用刑科題本的研究成果以及經曆的學術曆程。 

  一、经济社會史研究的成绩  

  清光绪年间清宫贮藏档案的内阁大库墙倾,因修缮移出档案,大库的贮藏情况遂为外界所知。宣统二年(1910)库房修齐,但档案未送还,先后保存于国子监、午门,1921年教育部与历史博物馆将这批档案中的8 000麻袋出售,罗振玉购入部分并整理,于1922年出版了《史料丛刊初编》,1928年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购得部分档案,印行《明清史料》,1934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呈请民国政府拨归没有卖掉的部分档案,并进行整理。整理档案的重要事项是在分类的基础上编号摘由,档案的大宗是题本、报销册,其中题本以事实性质归纳出总类,如命案、盗案、钱粮、俸饷、财政等,总类之下又分细目,如命案中分因奸谋杀、因仇谋杀、因戏误杀等,以后又从重视形式的分类向重视内容的分类调整。可以说,是为包括刑科题本在内的清代档案整理的滥觞。 

  史语所整理档案的程序中,“先将红本中关于刑部之部本,通本,即三法司案卷,与礼工户吏兵各科缴进部本及各省通本,分别庋置,然后再与揭帖等,各按时代分类,即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以下至光绪朝,各为一类”。史语所的红本以乾隆朝为最多,嘉道次之,对于其学术价值,徐中舒认为:“这些红本,记载当时社会种种形相,我们固然不能不认为是社會史上贵重的史料,但其中重复之件,如满文原为汉文译本,通本例有部本复奏,其他种种琐细叙述,不关军国大典,除非废极大劳力,作大量统计以外,实不能有所收获。所以这些档案,虽不失为一种贵重史料,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够充分的利用它。”徐中舒既看到题本反映社会形象的社會史价值,又对“不关军国大典”困惑,也为了克服题本“种种琐细叙述”,强调“作大量统计”的重要性。 

  晚清民初,也是新史學傳播的時期。梁啓超倡導的新史學,強調利用社會科學,將人類社會各種活動進行專門化、綜合化研究。社會科學與西方曆史學傳入並影響了中國學術界。  

  民國期間,清宮檔案逐漸爲外界所認識,不斷有學者強調利用清宮檔案研究曆史。這其中,有關清代經濟問題的清宮檔案利用,具有社會科學的旨趣。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倡導開展中國近代史研究要利用檔案:“如《內閣大庫檔案》、《軍機處檔案》等等,都分藏在故宮博物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和北京大學等處,可以自由參考。從總理衙門、外務部、外交部一貫下來的檔案,都有鈔檔可以調閱。”羅家倫的學生湯象龍,則是發掘和利用清朝檔案資料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的重要學者。 

  20世纪30年代前后,“当时正在北京求学的汤象龙、罗玉东、梁方仲等一批青年,出于使中国史能在世界史中占据应有地位的爱国之心,在进步的史观支配下,决心以经济史为突破口,撰写出一部新的中国史。中国近代经济史,就是他们着力研究的第一个领域”。他们选抄整理有关近代财政经济史料,在社会调查所所长陶孟和的支持下,从1930年至1937年倾力抄录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馆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藏档案12万件。这是中国史学界的第一次大规模清代档案整理研究工作,抄录和整理了包括钱粮、粮价、关税、厘金、盐税、漕粮、耗羡、参票以及题本、黄册等财经档案,这些成果多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圖書館。1949年后,他们物色了一批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学生,在严中平的领导组织下,继续收集整理档案与文獻资料,在“文革”前先后编辑出版了农业、手工业、工业、铁路等专题资料。 

  《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爲李文治所編,利用了清朝刑科題本檔案。李文治(1909—2000)1937年畢業于北平師範大學史學系,1940年7月到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工作,1949年後該所改爲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李文治一直在該所工作,直至退休。李先生1952年參加《中國近代經濟統計資料選輯》的編寫工作,負責“農業”中的地租部分。從1954年開始編輯《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1956年完成,1957年北京三聯書店出版。該書第1章“鴉片戰爭前的土地關系與農民生活”中第二節“民田占有情況與地租剝削”,第三節“商業資本和高利貸在農村”,第四節“農民經濟狀況和農村階級分化”,使用了清朝“刑部檔案”,即各省有關各項訴訟事項呈報至中央政府的案件,特別是據刑部檔案整理出有關地租、高利貸及農業雇工各表。如第一組實物地租“嘉慶朝刑部案件中各省實物地租及貨幣地租件數統計”“嘉慶朝各省實物地租每畝租額和件數統計”“嘉慶朝各省實物地租租率和件數統計”3個表格,第二組貨幣地租“嘉慶朝刑部案件中各省貨幣地租每畝租額和件數統計”“嘉慶朝浙江各縣租佃押租示例”“嘉慶朝各省租佃預租示例”3個表格,第三組高利貸“嘉慶朝各省各類借貸貸額分組件數統計”“嘉慶朝各省借貸季節件數統計”“嘉慶朝錢文借貸貸款額、件數和借貸利率與貸款額的關系表”3個表格。此外,工業雇工部分還有“雍、乾、嘉三朝刑部案件中有關各省農業雇工件數統計”表格。除了表格,在各部分的論述中,還用刑部檔案例示實物租例(9件)、貨幣租例(11件)、附加租(4例)、農村一般借貸形式(10件)、小土地所有者向佃農轉化示例(8件)、“無主仆名分”的普遍存在(16件)。 

  由上可知,李文治依据的刑部档案有雍正、乾隆、嘉庆三朝的,其中以嘉庆朝为主。这些档案抄自原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圖書館收藏至今,称之为“清代钞档”,人们通常简称“钞档”。根据所引资料内容来看,应该主要出自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 

  李文治利用刑部檔案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于明清時期土地關系的研究,所著《明清時代封建土地關系的松解》收錄8篇論文中,特別是《明清時代封建土地關系的松解》《明清時代的地租形態》《明清時代的地租剝削》3篇論文大量引用刑科題本,列有衆多統計表格,非常見功力,如明清時期各省州縣實物定額平均租額的14個表格,各省地價表的16個表格,各省糧價的18個表格。李文治依據刑科題本資料提出許多看法,如同族之間案件的多發說明長幼尊卑宗法關系的松弛,永佃農對地面權的轉讓頂耕,官紳地主和佃農間發生的刑事案件在法權關系上是平等的,地主利用押租保證地租、扣抵欠租等等。二是他根據馬克思主義原理,著重將自由勞動出現和形成作爲論證資本主義萌芽的標志。他把自由雇工的出現作爲論證資本主義産生的一個關鍵性問題,認爲部分長工身份義務的解放應在萬曆十六年(1588)以前,明代中葉,可以找到大量雇工經營的事例。到清乾隆年間,“立有文契”的長工也逐漸解除了法律上的身份義務關系。他在明清時代的中國農業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中,特別依據刑科題本等資料,論證了農業資本主義萌芽的主要指標——封建雇傭向自由雇傭的過渡。 

  中國社會科學院對于清代刑科題本的利用,還有曆史研究所。1963年至1965年間,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與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合作,編輯該館所藏清代乾隆朝刑科題本土地債務類(共分十三類)內有關清代農村社會經濟和階級鬥爭方面的史料。參加檔案整理的人員有劉永成、周遠廉、曹貴林、許曾重、韓恒煜和宋秀元、朱金甫、傅克東、胡明誠、張德澤等,還有華中師範學院曆史系的吳量恺。劉永成回憶說:“在一年多的時間裏,我們從刑科題本(土地債務類)尚存的五萬八千余件檔案中,挑選了三千八百七十余件,其中包括土地占有關系、租佃關系、佃農抗租鬥爭和雇傭關系方面的史料,內容相當豐富。特別是對于清代農業租佃制和地租形態的發展變化、農村階級鬥爭的新形勢和農業資本主義萌芽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價值。”他們整理編輯的刑科題本爲“乾隆刑科題本租佃關系史料”,出版了兩種史料彙編。其中之一是《清代地租剝削形態》(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所輯清乾隆朝刑科題本399件,內容分爲地租、押租、永佃制、轉租、額外剝削及其他六類,對于地價、典田價、利率、租額、銀錢比價、糧谷價,以及清代刑法和刑事訴訟的特點,也有一定的反映。之二爲《清代土地占有關系與佃農抗租鬥爭》(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所輯清乾隆朝刑科題本279件,內容分爲土地買賣、土地典當、土地強占、高利貸兼並土地、大土地占有、佃農要求地主減租和反對地主增租鬥爭、佃農反抗地主逼租鬥爭、佃農反對地主奪佃鬥爭等。 

  参加整理乾隆朝刑科题本的部分学者,发表了研究成果。刘永成著《清代前期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初探》(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他长期致力于农业经济史研究,围绕着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从不同的侧面作探讨,完成这部专著。该书分四章,讨论了清代前期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农业雇佣劳动的发展,农业经营新方式的出现,农业经营新方式发展缓慢的原因。此外,他还发表了研究清代抗租斗争、租佃关系、粮食亩产量、永佃制、农业雇工工资的论文。 

  周遠廉與謝肇華出版了《清代租佃制研究》(沈陽:遼甯人民出版社,1986年)一書,依據乾隆朝刑科題本土地債務類等資料,論述了清代土地占有關系、土地買賣、實物分成租制、實物定額租制、貨幣租制、押租制及其他剝削、永佃權、封建人身依附關系,問題意識在于從生産關系探討封建社會發展的制約因素。他們也發表了一些相關的論文。 

  吳量恺出版《清代經濟史研究》一書,論述清代社會的生産能力、農村封建租佃結構的變化、商品經濟與城市的發展、清代雇傭關系的發展及其特征、新的農業經營方式、農業雇工的工價、國內市場的發展趨向、封建經濟結構對資本主義萌芽的束縛,該書附錄《本書引用有關〈刑科題本〉的部分檔案資料摘錄》,分爲農業勞動力市場、農業勞動力的買賣、農業經營方式的變異、農業雇工的法律地位四部分,摘錄刑科題本17件。吳量恺也發表了一些相關的論文。 

  參加整理乾隆朝刑科題本工作的其他人如韓恒煜、宋秀元、許曾重等發表了相關論文。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檔案系中國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編《康雍乾時期城鄉人民反抗鬥爭資料》(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實際上是檔案專家韋慶遠主編的。該書以清代檔案爲主,涉及文種有朱批奏折、軍機處錄副奏折、刑科題本等。如該書第一章農民的反抗鬥爭,第一節抗租與爭田,其下的“一民地”大量引用刑科題本,計有乾隆朝的109件,第二節反對克扣工錢,引用乾隆朝刑科題本46件,其他部分也間或引用刑科題本。從民地、工錢問題來看,引用的刑科題本應當是土地債務類的,從經濟入手,旨在論述階級鬥爭問題。韋慶遠也使用刑科題本研究清代高利貸等問題。 

  山东大学研究明清史、经济史的学者黄冕堂、官美蝶、景苏、周祚绍在20世纪70年代末,也开始阅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阅读了乾嘉道三朝的近7 000卷,摘录各类资料300万字,尤以道光朝资料为主。黄冕堂强调“刑案发生绝大多数都与当地的商业交换、借贷等有密切关系,因此,刑档在叙录办案原委和有关证词时。几乎到处都有物价的记载”。黄冕堂利用刑科题本的研究成果集中在所著《清史治要》一书,探讨了清代前期的农业租佃关系、清代的实物分租制、清代前期的货币地租、清代“雇工人”问题考释、清代“无主仆名分”雇工通论、略论清代农业雇工的性质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清代物价考略、清代私人高利贷资本叙议等。其中的部分成果以论文形式发表。 

  二、社會史转向  

  早在20世纪 60年代初,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冯尔康写作《清中叶江南租佃关系》研究生论文,读到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1辑中的部分刑事档案资料,对它极具特色的史料价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由于没有可能前往档案馆查阅,深以为憾。1982年问世的《清代地租剥削形态》更引起其兴趣。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冯先生继续60年代初以来的研究工作,将清代农村生产关系作为研治方向之一,于是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1983—1987年间,冯先生带领学生从嘉庆朝的32 000余件刑科题本中抄录清代各种资料,特别是他也阅读了一些其中的婚姻奸情类题本,成果拟题《清代社会生活及身份地位档案资料选编》。 

  冯尔康最初也关注清代的土地占有、阶级关系,发表了关于清代押租制与租佃关系、货币地租与农民身份地位、清代地主层级结构及经营方式、自耕农与地主对土地的占有等论文,这些论文收入了集中清代社會史研究的文集《顾真斋文丛》(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这些论文,接续了社会形态史学下经济社會史研究的传统,但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冯尔康研究理念发生了一些变化,侧重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如地主、自耕农、佃农等。 

  冯尔康于1986年发起并主持了全国首届中国社會史研讨会,倡导开展社會史研究,同时提出了清代社會史研究的设想,以清代人们的等级、宗族、家庭的社会群体生活,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习尚,人口流动与社会救济,戏曲、节日等娱乐生活,缠足、停丧等社会风气作为研究对象,关注诸种社会生活。随着学术思想的转变与研究的深入,他利用刑科题本关注不同的人群,兴趣扩大到下层社会。上距冯先生发表第一批利用刑科题本发表的论文约20年后,2004年冯尔康应台湾地区纯智文教基金会汪荣祖教授的邀请,为“萧公权学术讲座”作第二讲讲座(第一讲由何炳棣演讲),演讲题目为“乾嘉之际下层社会面貌——以嘉庆朝刑科题本档案史料为例”,并出版,内容主要为五部分:小业主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与婚姻生育、宗族社会状态、流动人口、社会不稳定状态下人们的生活。在此基础上,冯先生将清代流动人口、宗族状态、小业主生活的部分修改成论文发表。他研究的这些问题,是以往利用刑科题本研究中很少涉及的。 

  馮爾康編纂嘉慶朝刑科題本史料的理念也發生了變化,將階級關系擴展到全社會。馮先生長期關注嘉慶朝刑科題本,探討其史料價值,認爲:“記錄命案而形成的土地債務類檔案,往往把涉及訴訟雙方以及見證人的身份(功名、官職、平民、佃戶、雇工、賤民、旗民、僧道等),土地占有狀況(數量、買賣、典當、找贖、田價),土地經營方式和租佃關系(自營或出租、租佃雙方身份、地租形態及地租量、平常關系),雇傭關系(東夥雙方身份、雇工類型、工價、日常關系),主奴關系(家主身份、奴婢類型、身價、來源),借貸關系,官民關系,被壓迫、被剝削者的反抗意識、活動和結局,交待得比較清楚,給後人留下了關于清人社會經濟生活和社會結構的資料。”並指出尤以租佃關系、東夥關系、主仆關系和宗族、家庭成員間相互關系四方面的內容更多些,還認爲它的史料價值可以歸納爲生産關系、社會等級、下層民衆社會生活、清史研究的突破性、司法史五個方面,特別是其中的“下層民衆社會生活史”資料價值,是指:“土地買賣、典當、找贖、租佃和銀錢借貸運行過程,雇工的生産勞動和生活,人們的宗族、家庭生活,移民的遷徙和創業過程,奴婢聽受主人支配的生活,在土地債務類檔案中均有不少的記載。這些社會下層民衆的生活,不象達官貴人有較多的文字記錄,賴有這類檔案史料,使史家可以采集耙梳,去描述下層民衆的社會生活和他們的曆史。”以上經驗之談,爲我們利用“土地債務類”刑科題本提供了指導。 

  杜家骥在冯尔康的基础上,于2008年主编出版了《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會史料辑刊》(选编1 647件,全3册,1889页),所辑档案嘉庆朝《刑科题本》,按其案件内容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分为以下13类:宗族家庭关系;亲戚关系;乡里关系;土著、移民、流寓民关系;男女社会关系;宗教徒、非宗教徒关系;有身份者和无身份者关系;主佃关系;主雇关系;良贱、主仆关系;民族成员关系;旗人关系;其他(未能归入前12类的某些内容,入“其他类”)。将这套资料同20多年前出版的“乾隆刑科题本租佃关系史料”比较,虽然选编的都是刑科题本,却发生了从经济社會史到社會史的转向。南开大学所藏抄录的嘉庆朝刑科题本,还有1 122件未刊,杜家骥以清代刑科题本为主要资料,主编了《清代基层社会关系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一书,全书3编19章,这是一部系统全面考察清代基层民众的各种人际关系的研究著作,包括对清代宗族、家庭关系,亲戚关系,乡里关系,流寓民关系,妇女社会关系,老人社会关系,医病关系,主佃关系,主雇关系,商业、矿业中的社会关系,戏剧界的社会关系,还讨论了宗族、家庭关系的某些变化,家庭关系中的突出问题,乡里关系的复杂状况,人口大幅度增加带来的社会问题,并对社会基层矛盾激化的原因及特点,官府的处理及其反映的国家职能提出了看法。本书通过档案中大量鲜活的事例,详入探讨了民众在日常生活或交往中的相处之道。杜家骥著文探讨清代刑科题本的史料价值,分析刑科题本的意义在于详细记录诉讼双方等人的供词记录与判决结果,并说明人们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与生活情况。这是一般文獻所缺少的,可资了解当时各种人的法律身份及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他特别就刑科题本所反映的家族成员间的经济关系及矛盾冲突作了说明。他还认为,清代不少亲情很近的姻亲成员,都被排除在五服之外,在法律上是以“凡”对待,清代刑事档案中有大量的具体反映,它与姻亲间的实际亲情情况不符,还造成姻亲中某些伦理关系的矛盾与错乱。杜家骥指导了数篇利用刑科题本写成的博士论文。 

  刑科题本史料的整理出版,还应提到郑秦、赵雄主编《清代“服制”命案——刑科题本档案选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这是一部法制社會史的资料集。所谓“服制”命案,是亲属相犯酿成的人命案件。清代沿袭古制以“五服制度”来规范亲属关系。涉及“服制”的命案,其原因多是为财产、婚姻、奸情、继承,斗殴,以及伦理观念等,因而能深刻揭示当时社会人与人(特别是亲属间)的各方面的法律关系,不仅是刑事法律关系,更反映出其间的民事、经济法律关系。本书所选527件案例为雍正末至嘉庆初,以乾隆朝为多,系档案的贴黄(提要)原件,对于研究清代法律史、社會史、经济史均有参考价值。 

  利用刑科题本研究清代社會史,郭松义和王跃生做出了突出的成绩。郭松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熟悉刑科题本及其研究,本来也是以研究清代经济史为主,利用刑科题本探讨过清代牛租剥削、“伙种”关系等问题。1990年负责该所社會史研究室的筹建,自然发生研究方向的“转向”。他选择“清代的婚姻和家庭”作为专题,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刑科题本中的“婚姻奸情类”档案与其他有关档案,完成《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一书,该书内容涉及婚姻社会圈、婚姻地域圈、婚龄、童养媳、入赘婚、妾、节烈妇女、寡妇再嫁、出妻、婚外性关系等。此外,他利用刑科题本对于社會史诸多问题予以探讨,如在乾隆朝刑科题本中发现23例妇女参与田间劳动,还研究了清代北京的山西商人,农民进城、清代北京的山东移民、清乾隆妇女奔逃案件、清代男女生育行为、清代小农家庭规模、清代北京的自杀与社会等,研究领域广阔。 

  王跃生在1998年到第一历史档案馆收集乾隆朝刑科题本婚姻家庭类档案,获得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六年(1781—1791)11年间的个案资料2 000余件,他认为这些资料不仅生动、准确,还可大量被量化。主要依据这批刑科题本资料,他出版了《十八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建立在1781—1791年个案基础上的分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一书。18世纪是中国传统社会晚期重要的历史阶段,本书的研究使我们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婚姻家庭有所认识,了解现代之前中国婚姻家庭的种种特征。同时也可看到,即使在当代中国,仍能感受到传统因素对婚姻家庭的影响和作用。作者通过对所收集的大量个案资料进行深入研究,提出诸多新观点。如在对婚姻行为的分析中,作者指出18世纪中国的婚姻行为具有多样化的特征,即既有女性比较普遍的早婚,又有男性晚婚的大量存在。王跃生所收集的档案资料中许多东西没有利用,对于档案的开发还不够,继续从事婚姻行为社会表现的研究,集中论述传统时代婚姻矛盾和冲突,于是出版了《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獻出版社,2003年)专著。该书对18世纪中后期中国婚姻家庭的冲突形式、冲突原因和冲突特征等做了多角度的分析,内容涉及包办婚、早婚引起的冲突,夫妻冲突,休妻的规定与实践,妇女婚外孕,婚外性行为,丧偶妇女的生存环境,男女交往等。作者运用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颇具说服力。作者同时发表利用刑科题本的研究论文。除了婚姻家庭,王跃生还研究了其他清代社会问题。 

  三、生活史以及多元研究的探索  

  我曾參加到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抄錄嘉慶朝刑科題本,多年來對于刑科題本反映下層社會生活的豐富性不能忘懷。近年來我從事日常生活史研究,就想嘗試利用刑科題本開展研究。鑒于日常生活對于生態的高度依賴性,以及以往較少利用刑科題本進行區域社會研究的狀況,采取按照省域綜合研究的途徑,已經對于河南、山西、奉天、江西、江蘇區域生活史嘗試研究,從綜合的視野,重視“三生”即生命、生計、生態下的日常生活,寫出了一些論文。此外,我嘗試從日常生活的角度理解“土地債務”,發揮刑科題本土地債務類檔案的核心價值。刑事案件發生,地方社會的職役報案,集中統計分析報案者的身份,探討地方社會職役的存在形態。 

  下層社會的同性戀問題也有研究。董笑寒利用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所藏清內閣刑科題本,撰寫了博士論文,他認爲清代男性之間情欲表現爲階段性、流動性與兼容性三個特點。  

  一批利用《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會史料辑刊》的论文产生,多是年轻学者的求新作品。主要有周蓓的《清代基层社会聚众案件研究》(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以清代刑科题本等档案资料为中心,对清代基层社会的聚众冲突作宏观的、基础性的梳理,并结合案件特点将其分为三大类,从案件中选取具有典型性的类型进行分析,运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手段考察清代基层社会聚众案件的基本形态。作者也发表了相关论文。 

  女性史的探討。阚玮玥從女性的生活空間、女性改嫁和法律在女性生活中的角色三方面,努力還原清中期普通女性的日常生活狀態,不僅希望能夠藉此揭示清代女性的生活實況,更希望能夠藉此觀察到精英話語和國家法律在女性真實生活中的影響以及在不同階層女性生活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此外,有人論述了土地債務類檔案中婦女史的史料價值。 

  家庭與不同社群。周祖文、金敏探討了小農家庭、生監群體等問題。姚春敏探討了草根僧侶在清代的基本生活狀況,社會地位以及當時人對其的普遍態度。高松論述了刑科題本反映出的乞丐成因、生活狀況、債務糾紛、男女關系等內容。 

  人口流動問題。劉小萌以流民問題爲切入點,重點就民人出關與清廷“封禁”、民人流動與旗民關系(主要是滿漢關系)、民人流入與旗地流失、旗民雜居與“理事官”設置、商業發展與文化陶融等五個相關問題作一初步考察,以期就清代東北地區滿漢關系變化,理出一條更爲清晰的線索。王妍也論述了東北的移民。何秋月對清中期魯籍流寓民的人際關系,包括與土著民之間的關系,流寓民內部之間的關系探討,認爲具有臨時性、流動性、結交關系的主動性等特點。 

  涉及司法問題的較多。史志強探討了清代立嗣問題,多涉及法律問題。程澤時從爭水案件討論民間“向例”問題,屬于對于習慣法的論述。曹洪關注地保的法律職責主要表現爲接受報案、驗證案況、上報案件、配合調查、充當質證等。 

  此外,還利用其他時段刑科題本的研究。王華鋒以乾隆時期刑科題本和上谕檔中的福建海盜案件爲主要材料,對福建海盜的構成、成因以及清政府的應對措施等問題進行了探討。周榮通過刑科題本中有關永佃權的案例以及契約文書和方志的記載,再現出了清代農民生活的狀況。王妍論述清代鄉裏關系。 

  晚清刑科題本涉及的法制問題關注較多,俞江通過刑科題本中所載之九卿定議題本,分析“九卿會審”與“九卿定議”的區別,指出九卿定議爲清代命案審轉具題中的特別司法程序,適用于有法外量刑情節的服制命案。因九卿定議之案可能上升爲條例,故九卿定議有准立法性質。清代的三法司核擬、九卿定議和皇帝欽定構成完整的司法體系。董陸璐以《刑案彙覽》與《清代“服制”命案:刑科題本檔案選編》中的“殺死奸夫”案件爲研究對象,考察了刑事司法裁判中法官的常規推理與特殊推理、事實推理與法律推理,認爲清代刑事司法裁判是在依法判決的基礎上參酌情理的過程。清代刑科題本婚姻家庭類案件因奸殺夫案中妻子十之八九要被淩遲處死,顔麗媛研究的是剩下的十之一二的案件,即妻不被淩遲處死而是根據相關法律規定與具體案情給予減刑的案件。這類減刑案件主要可以分爲三類:第一類本夫知情縱奸,第二類本夫傷而不死,第三類奸夫自殺本夫。清代法律試圖通過絕對法定刑嚴懲這類犯罪的同時,也保證了在合理張力內隱性的平衡個案公平。相較于明顯的維護夫權的積極的法律保護傳統,可以將其視爲一種消極法律保護方式。作者分析的案例在僵化的法律條文的範疇內,也給予了妻子一定的法律主體地位。值得注意,徐忠明提出,中國法律史研究者對清代司法檔案信崇有加,部分學者甚至對司法檔案進行形式主義的表層解讀。事實上,司法檔案當中存在制作乃至虛構的成分。以清代同治十三年(1874)廣東羅定州發生的“梁寬殺妻案”爲例,通過對照分析以廣東巡撫張兆棟和刑部尚書崇實名義所作的一份刑科題本與本案初審官員杜鳳治所寫的相關日記,可以發現,與日記相比,刑科題本中存在比較明顯的虛構。這一發現,旨在提醒中國法律史研究者在研究司法檔案時,必須保持應有的批判態度,留意其中可能存在的制作或虛構。李典蓉提出,關于“刑科題本”,它是學界對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內閣題本刑科”卷宗名的俗稱,但這一名稱並不精准,容易造成對題本來源的誤解。建議日後研究者應尊重征引檔案原名,避免以俗害義。 

  值得注意的是,刑科题本提供大量信息,一定程度上也属于“大数据”,对其统计分析十分重要。陈志武、林展和彭凯翔利用清代1732—1895年间刑科题本中的近5千件命案记录,对民间借贷双方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表明,在借贷纠纷引发的命案中,一旦借贷利率高于零,被打死方为贷方的概率超过借方,而且利率越高,贷方死亡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这说明一旦发生债务违约,贷方对包括生命风险在内的违约成本是不对称地更高。这一发现不仅与传统“高利贷剥削”论和放贷者“超经济强制”论的推断相反,而且从人命风险等交易违约成本的角度说明传统高利贷的成因。如果忽视契约执行时可能的暴力冲突所要求的风险溢价,人们可能难以完整解释民间借贷的高额利率。作者也发现,对高利贷的道义批判可能加剧了借贷纠纷中的极端冲突。他们还对于债务命案进行统计分析,他们利用1766年至1775年、1836年至1845年这20年间12 163件刑科题本债务命案,考察以命案结束的借贷交易在契约订立和执行方面的特征,发现在契约订立方面,这些借贷交易以口头约定为主,大部分借贷的借款额小,零利率多,很少有抵押或担保,借期短且常常不明确;而在契约执行方面,则以贷方自己执行债权为主,保人参与调解或通过诉讼解决的交易很少。这些借贷交易表现出明显的模糊性特征,通过列举若干案例,发现这一特征是引发命案的重要诱因。 

  刑科題本的“土地債務”研究,也取得重要成果。龍登高的論文基于原始契約與刑科題本,揭示了清代地權交易的三大類型:一是債權型融通,二是産權轉讓,三是股權交易出現。借助于土地但不發生産權最終轉移的融通性債權交易的各種形式常被混淆,文章重點考辨與厘清“押”“典”“當”“抵”的區分。清代出現的這些交易手段使農戶在保有地權的同時實現其融通性需求,它們與現代金融工具相似,其名稱與方式延續並沿用至今。地權轉讓與收益補償等交易形式則包括活賣、絕賣、佃權頂退、找價、回贖等,其規則取向是爲了最大限度地保障地權所有者的權益。土地經營的合夥制與股權交易亦開始出現。凡此多樣化的交易形式,不僅在金融工具缺失的時代充當了資金融通工具的替代,農戶賴以濟危解困,更促進了土地流轉,使生産要素組合與資源配置通過地權市場得以活躍和發展。謝秀麗、韓瑞軍《清代前期民間商業信用問題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利用刑科題本對清前期與消費者有關的商業信用問題做了探討。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賴惠敏,大力倡導在台開展刑科題本的研究。她將在台的部分刑科題本做成資料庫,挂在網上,免費供人使用。賴惠敏爲數據庫所作《前言》反映出她對刑科題本的認識,很有參考價值: 

  《内阁汉文题本专题档案:刑科婚姻类》自乾隆元年至宣统三年(1736—1911),共有73,936件,目前分别藏于本院近代史、台史所、社科所圖書館的档案是乾隆元年至六十年,约有两万件之多。依照清代题本的规格,首頁有“题”字,以及皇帝的朱批,题本内容分为满文和汉文,最后是给皇帝看的汉文提要,清朝称为“贴黄”,目前置于网页上的即是提要部分。 

  依照清代的司法審判程序,“戶婚田土”屬于州縣衙門審理的範圍,如何才能成爲皇帝禦覽的“題本”?簡單地說,普通婚姻案件是由州縣官審理,若有拐騙、家庭失和如夫妻相毆致死、犯奸包括調戲致死、強奸致死、強奸幼童、雞奸等案件,罪犯經過地方衙門至中央三法司審判後,官員向皇帝奏題案情經過及會審結果,最後由皇帝朱批處斬或緩刑等。 

  從官員審訊犯案者的口供得知他的籍貫、歲數、職業、婚姻和家庭狀況等。同樣的,被害人也有履曆資料,可作爲研究清代家庭婚姻問題。在西方工業革命以前的社會男女晚婚,而且家戶規模以夫妻兒女的核心家庭比例最高。中國社會常被認爲是三代同堂、四代同堂。不過,檔案中顯示下層社會仍以小家庭居多,因爲兒子結婚後即分家。其次,在口供中也透露老年人的奉養問題,若父母與兒子住在一起稱爲“折衷家庭”;亦有兄弟“輪流管飯”由諸子輪流奉養父母;或者父母收取“養贍田”地租維生。清代究竟是“折衷家庭”多,或者“核心家庭”多,我們可以從實際案例來計算其比例。另外〈內閣漢文題本專題檔案:刑科婚姻類〉也提供移民現象的訊息,清代人口快速滋增、移徙頻繁,究竟他們遷徙的方式爲單身或攜家帶眷?從鄉村到城市?平地到山林?這些問題也可從資料中統計出結果。 

  傳統觀念中要求婦女遵守三從四德,而下層社會的婦女受到現實生活的需求,是不是都能謹守婦德?經初步的觀察,有些婦女與人發生婚外情,理由可能是丈夫長期外出,受誘惑而意亂情迷,她們違反社會輿論和道德束縛的結果,往往發生許多悲劇,要不是被丈夫殺了;就是與情夫連手殺了丈夫,受到刑法淩遲處分。這說明男女貪戀情欲系發自“情”,“欲”成罪魁禍首。然而,有些婦女與人發生婚外情的理由是值得同情的,譬如家境困窘丈夫養不起,丈夫“縱容”妻子與人通奸,等于將她當搖錢樹,夫妻沒什麽情義,若發生刑案婦女也只受杖刑而已。 

  從清代的地方志和家譜列女傳看到的是種種的節烈婦女;《內閣漢文題本專題檔案:刑科婚姻類》檔案則是正反兩面的數據。有些婦女被語言或肢體調戲後,即自殺身亡,並獲得皇帝的旌表;有些寡婦則一再出嫁,不但再婚,乃至三婚、四婚的。俗語說:“初嫁從親,再嫁由身”,或者“先嫁由爹娘,後嫁由自己”的說法。我們從實際檔案看來,婦女再嫁有公婆、伯叔,或娘家的父母兄弟作主,甚至有族人要求銀子,稱爲“堂禮銀”。主婚人和代筆人在婚書上寫明聘嫁的財禮銀、媒婆謝銀等,寡婦像商品一樣被嫁賣卻無法置喙。〈內閣漢文題本專題檔案:刑科婚姻類〉上的婚書是目前僅存的清代婚姻契約,資料相當珍貴。 

  《內閣漢文題本專題檔案:刑科婚姻類》中不乏疾病與醫療的資料,根據犯罪者的口供講述殺人過程,或者罪犯入獄後生病和治療情形。罪犯殺人時施用藥物有砒霜、斷腸草,用牛膝墮胎。當官員問明爲何私藏砒霜時,有人提及砒霜的作用是田間滅鼠,或者鑄銀錠時必須使用砒霜當作催化劑。至于殺傷的醫療過程則相當簡陋,譬如有人受刀傷,家屬拿著針線把傷口縫起來,又撕雞皮糊在傷口上,用手帕包住,結果病人不到一天就去世了。有些案件還提到地方上的傳染病傷寒、痢疾等,可作爲醫療文化的研究素材。尤其在監獄中患病的機會相當大,可了解清代監獄管理不善,常爲西方人所诟病。 

  目前放在近史所制作的《内阁汉文题本专题档案:刑科婚姻类》提要数据库只有一千多件,读者可就案件类型、审判的结果进行搜寻,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审判的过程包括罪犯的口供、证据等,可以到三所圖書館查阅完整的案件。 

  赖惠敏身体力行,使用刑科题本从事研究。她所使用的题本,包括出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内阁题本刑科”和中研院史语所藏“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史料”中的题本。赖惠敏的《但问旗民:清代法律与社会》(台北:五南图书公司,2007年)讨论清代统治下的旗人与汉人、法律对待族群与性别上的差异,可从满汉的行政组织、族群与性别等三方面,来比较两者之不同。本书分为上下篇。上篇五章探讨旗人皇族妇女的家庭地位、内务府旗妇的法律地位、旗人妇女的财产权、旗人的家庭纠纷、内务府官庄的情形等;下篇三章则从汉人的命案、妇女拐逃案件、犯奸案件等,来了解汉人社会在清代统治下的真实生活面貌。 她还发表了相关的论文。 

  劉铮雲是台灣地區另一位利用刑科題本等檔案研究的學者。他主要利用檔案探討清代基層社會的問題,基層社會研究是從會黨與教門開始,先後探討了啯噜、哥老會、金錢會與老理會。他嘗試利用檔案中的刑案資料,探討社會底層民衆的生活問題。在對于清代檔案史料價值理解方面,劉铮雲將其作爲“新材料”,強調“口供裏的故事”,挖掘其中的疾病與醫療史料。他對于清代商販的研究深入,對鄉地保甲的探討細致,展示出刑科題本等檔案的獨特價值。 

  美国学者也利用刑科题本开展研究。步德茂(Thomas Buoye)《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18世纪中国财产权的暴力纠纷》(北京:社会科学文獻出版社,2008年)以清朝刑科题本素材为基础,从人口增长、商业化、财产权、交易成本以及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入手,论述18世纪广东、四川、山东等地农村受市场经济冲击而来的社会变动,梳理18世纪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变迁中普通百姓的日常冲突,并运用诺斯理论等经济学原理研究法律问题,丰富了法律经济学思想,是经济史与法制史研究相结合的一种新尝试。步德茂还分析四件因为“护亲情切”而杀死人的案例,充分显示县长如何运用娴熟的技巧,把明确及不明确的案情片段结合起来,做出既符合清代法律规定也顾及当时道德标准的判决。官僚体制为求效率,在执行律法时似乎会和儒家的仁义道德产生矛盾。但作者认为,清代处理命案的法律制度,已足以解决该项问题。步德茂的论文《18世纪山东的杀害亲人案件:贫穷、绝望与讼案审理中的政治操作》,利用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资料,并与美国学者苏成捷、戴真兰讨论。 

  斯坦福大学历史系苏成捷(Matthew H.Sommer)教授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有关性犯罪领域的问题。他的专著《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和社会》(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0年),侧重从法史和社會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性犯罪问题,讨论了对中国古代性规范、中国古代有关强奸法律的发展、清代的同性恋法律与性别角色、清代寡妇的性与财产、娼妓的法律变迁。不仅聚焦游离于家庭生活之外、找不到媳妇的城乡流民,讲述他们的需求和威胁,也从法制史的角度,分析了18世纪中国关于性犯罪的法律发生的巨大变化。为了应对社会和人口的巨变,清政府不得不实行严格的法律,处置强奸、通奸、卖淫等罪行,保护家庭和社会的稳定。性道德和法律从松散走向严厉,上层社会不再有特权。这实际上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性规范,了解这段历史对现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苏成捷的著作多半以清代留下来的诉讼档案为基础,辅以地方志、民俗调查报告等多种文獻,勾画出底层平民生活的众相,探讨大清律例、社会法律制度、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和命运等问题。苏成捷的论文有的翻译成中文已经出版。 

  黃宗智利用清代檔案討論法制與社會的問題很有開創性。韓書瑞的研究說明美國學者對于清代檔案利用的重視。韓書瑞認爲,“由審訊官詳細記錄的罪犯口供也保存了個體的聲音”,通過構成日常生活經緯的個人活動,了解過去的民衆,有助于重建日常狀態下普通百姓的生活。 

  20世纪80年代公布的档案,使意大利的清史研究视野发生了转变。受到意大利史学界流行的“微观历史”的影响,巴德妮是最早使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刑科题本的学者之一,重点进行清朝社會史和性别史方面的研究。 

  四、結語  

  总而言之,20世纪中叶以来,清宫档案刑科题本受到重视,不断被学者开发利用,研究清代历史以及学术问题,清刑科题本的利用与时俱进,成为新史学观念在清代历史研究的重要实践。受到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影响,早期的刑科题本主要用于经济社會史,探讨土地制度、租佃关系、地租形态、地主剥削形式、农民反抗斗争,最集中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方面。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社會史研究的兴起,刑科题本的利用发生了社會史研究的转向,从探讨经济现象向研究社会群体、婚姻家庭、人口等问题转变。最近对于刑科题本的利用则转向生活史以及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成为跨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重视大数据的计量分析也渐露头角。 

  有学者指出:“数十年前,当中国法律史研究者们和西方绝大部分的同行一样,还几乎都只会依靠律例、会典等传统文獻之时,从事中国社會史、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们,如李文治、刘永成、冯尔康、周远廉,就早已经开始注意利用刑科题本这一珍贵档案,自此在本学科内形成相延至今的使用刑科题本的学术传统。”如今海外学术界对于刑科题本也有很好的利用,在社會史、法制史,特别是性别研究着力甚多。受微观史、日常生活史学术理念的影响,他们往往喜欢采取个案研究的方法,同时也重视量化统计分析。对于刑科题本的利用、研究,已经是国际学术界关心的领域。目前剑桥大学人口史与社会结构史研究所进行的核心课题“国际人口职业结构史比较研究”中重点项目为“中国18—19世纪人口职业结构研究”,利用的就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刑科题本。 

  如何利用清朝刑科題本,早年徐中舒對于如何兼顧“軍國大典”與社會、“瑣細敘述”與大量統計,有所思考。後來劉铮雲又提出如何串聯題本檔案中的案例,尋找貫珠之繩。大概利用過刑科題本的學者會感同身受,遇到類似的問題。這需要學者繼續探討方法論,當下之務或許是進行學術交流,理解不同的問題意識,進行比較研究,綜合性地考慮一些更具整體性的問題。 

  阅读刑科题本,除了土地债务类、婚姻奸情类,还应当有效利用其他类。如以往对清代土司地区司法问题的研究甚少,盖因相关文獻资料缺失。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刑科题本土债贪禁类档案中,有土司地区的刑事案件档案及各级官府的审理记录,这对研究雍正朝改土归流后的司法处置有重要意义。129份档案证明,改土归流之后,土司地区的司法制度已由原来的习惯法向成文法过渡,土司地区的社会经济获得广阔发展的空间,保持土司地区的社会稳定一直是清朝的工作重心。 

  如上所述,刑科题本特色鲜明,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近年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开放刑科题本的阅览胶片、数字化档案,内阁档案有刑科题本命案类—婚姻奸情专题(乾隆朝—光绪朝 ),刑科题本土地债务、贪污、违禁专题(乾隆朝—光绪朝 ),特别是数字化档案,极大便利了人们的利用。寄希望更多的人走进档案馆,更希望未来能在家里即可上网查阅清代刑科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