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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清史研究主要特點及簡述

发布日期:2018-12-29 原文刊于:

  2017年清史研究主要特點及簡述

  (李娜 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清史室  100732

     2017年的清史研究呈现蓬勃的发展势头,依然是高产的局面。本文首先介绍2017年清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和主要特点、重要著作,其次就政治史、经济史、社會史、学术与思想文化、环境与自然景观五个主题分别进行简要论述。

  一、

  2017清史研究的熱點問題和主要特點:

  (一)、以全球史的視野進行清史研究。

  本年度的清史研究與國家“一帶一路”政策相呼應,全球史的相關問題成爲清史研究的熱點問題。魚宏亮在《超越與重構:亞歐大陸和海洋秩序的變遷》(《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2)中認爲西方近代以來的大航海和地理大發現,使建立在海洋體系之上的現代世界政治經濟秩序得以形成。但當今全球發展失衡等問題使世界秩序面臨新變革。中國 “一帶一路”計劃的提出,將推動新的曆史時期亞、歐、非大陸體系的重建,並因此而醞釀一個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的誕生。此方面的代表論文還有劉文鵬《論全球史觀下的“滿洲殖民主義”》;夏繼果的《全球史的研究方法 》等。

  (二)、“新清史”的争论依然存在,但热度稍减。传统文化复兴,多种文獻、文书应用到清史研究中。

  劉文鵬《回到國家建構——對清代曆史研究中帝國主義路徑的再分析》(《史學理論研究》2017.2),其認爲“滿洲殖民主義”作爲新清史的主要理論來源之一,是濮德培等人將西方帝國主義理論運用到清朝曆史解釋上的一個結果,在史實和邏輯上都存在著嚴重缺陷,有著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作者認爲在批判滿洲殖民主義的同時,更應該注重回到國家構建的視角和路徑,糾正我們以往研究中的思維誤區,推進對清朝政治史的整體性、曆時性研究。 

  多种文书、文獻资料被发掘并应用到清史研究中。有关清代市场、交易和产权等方面的研究广泛使用文书资料。冯定雄《土地买卖与海岛社会——基于清代舟山展茅史家宗族契約文書的考察》(《檔案學研究》2017.3)新發現的舟山展茅史氏家族土地買賣契約,集中反映了康、雍、乾三朝展茅的社會狀況,反映出當地居民的主要生活依賴是田地和農業,反映出舟山居民的农业生活特征。胡英泽《清代苏州鱼鳞册中的业佃并录考释》(《中國史研究》2017.1)文中 對道光年間魚鱗冊地權流動的考察表明,業戶、佃戶共同記載的田塊並不能體現出田面田的特點。這一時期,蘇州地區顯示出租佃關系相對固定化的趨向。杜樹海《土地權與人身權:清代廣西土司地區土地文書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2017.2作者認爲有清一代,土民通過改變役田性質減輕勞役,逐漸掌握了役田的完整産權。清末民初,役田的勞役解除最終完成。土地權與人身權相輔相成的現象可以豐富中國契約、地權研究的總體理論。馬勇虎、李琳琦《清代祁門縣王鼎盛戶實征冊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2017.2)文中這批實征冊展示出清代鄉村地權分配的實際形態,反映鄉村經濟結構的變遷,揭示了土地買賣周期與土地市場供求、諸子均分與土地流向的關系。鄧亦兵《清代前期京城市場上的雙軌制》(《中國經濟史研究》2017.1)指出清代前期(1644-1840)京城市場的住房和糧食供給制度的實質是政府和市場共同配置資源的雙軌制,並對此雙軌制産生的根源、優劣、相互間的矛盾以及政府理念與實踐進行闡述。張利民《從旅津晉商碑刻看清代天津集散中心地位的形成》(《史林》2017.4)晉商認爲隨著天津集散能力的增強,其經營範圍和規模逐漸擴展。但天津開埠通商後,旅津晉商顯現應變力不足影響了其在天津的進一步發展。 

  其他方面的專題研究還有楊志芳《清代、民國雲南買賣契約中“第三方群體”研究》(《思想戰線》2017.5)以中人爲代表的契約"第三方群體"的廣泛存在與當時雲南的社會結構、本土文化傳統,以及法制传统密不可分。刘正刚、杨宪钊《清代闽东契约与乡村女性地位研究》(《暨南学报(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1)使用新發現的清代閩東契約研究認爲鄉村社會女性地位並非想象的那麽低下。呂振綱《從朝貢文書看清代的朝貢體系——兼評何新華<清代朝貢文書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17.1)介绍何新华先生的新著《清代朝貢文書研究》认为该书史料翔实而丰富。全书共收集了532件朝貢文書,涵蓋了清朝與當時世界上的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之間的各種文書。

  (三)、清史研究更加注重跨學科方法的運用,例如地理信息系統(GIS)的空間計量方法應用更廣泛。量化研究不局限于經濟史、災害史等,在政治史、文化史等研究領域也有用武之地。更多學者關注大數據對清史研究的影響、思考和應用。

  相關論文有阮建青、李垚《自然災害與市場演進——基于18世紀清代糧食市場的研究》(《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2)文中利用清代“宮中糧價清單”中1746—1795年中國主要糧食月度價格數據以及中國曆史災害記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自然災害對市場一體化存在顯著正向影響。龔勝生、李孜沫《清代山西地區疫災時空分布研究》(《幹旱區資源與環境》2017.6)文中運用疫災計量指標和GIS空間分析方法,探討了清代(1644-1911)山西地區的疫災地理規律。張連銀《清代甘肅的糧食流通與市場整合(1796—1911)》(《求索》2017.1)文中認爲清代甘肅區域性的糧食市場已經形成,糧食市場的整合度有限,地理環境、災變、倉儲、糧食種類都是制約市場整合的因素。余開亮《清代糧價的空間溢出效應及其演變研究(1738—1820)》(《中國經濟史研究》2017 該文采用基于地理信息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簡稱GIS)的空間計量方法對清代糧價的空間溢出效應及其空間分布模式的演變進行時空分析。文中認爲地理距離是價格空間溢出效應的決定性因素,自然災害和社會動蕩均對糧價分布格局造成影響,且社會動蕩的影響更爲直接而深遠。政治史方面論文也使用數據進行論證。雲妍《從數據統計再論清代的抄家》(《清史研究》2017.3)通過對清代中央檔案中兩千起抄家案例進行研究,認爲在時間分布上以雍、乾、光三朝頻次最高。研究發現官員抄家,更多是皇帝個人意志、偏好與抉擇的結果。 

  大數據與史學研究也有多篇論文進行關注。陳爭平《大數據時代與經濟史計量研究 》;郭輝《大數據時代史學研究的趨勢與反思》; 顧曉偉《大數據時代史學的人文關懷》;張劍《清代科舉文人官年現象及其規律》等。 

  (四)、多語種文本資料,如滿、蒙、藏、俄等文字記載爲清史研究提供新角度和新依據。

  祁美琴《從清代滿蒙文檔案看非漢群體的中國觀》(《清史研究》2017.4)利用清代满蒙文档案文獻中的有关汉(尼堪)、中国(清朝)、皇帝(汗)等概念的记载、表述,探讨此类“表述”背后所体现出的满蒙藏各族以及俄罗斯、中亚等国家和地区对清朝国家属性的认知。解读结果表明,“他者”的视角和观点,与学者们根据汉文官方文獻所得出的中国观并无二致。孙文杰《从满文寄信档看“高朴盗玉案”对清代新疆吏治的影响》(《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1)文中認爲“高樸盜玉案”的處置及善後措施奠定了清代新疆吏治管理的基本模式,甚至對清廷在天山南路的綜合管理範式形成也有重大影響。

               二、

  2017年出版的主要清史著作:

  (一)、檔案資料的整理與出版:《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馬毓林《鴻泥雜志點校與研究 》;李鴻章黃彭年《光緒·畿輔通志》;《江蘇曆代方志全書:蘇州府部》;《江蘇曆代方志全書:江甯府部》;《江蘇曆代方志全書:省部》;《遂甯縣志(康熙二十九年本校注)》;《北湖小志北湖續志北湖續志補遺》;吉辰清日戰爭實記》;張西平《交錯的文化史:早期傳教士漢學研究史稿》;張乃清《上海市闵行區碑刻資料集》等。 

  (二)、國內出版或再版值得關注的著作:陳祖武《清代學者象傳校補》;李立民《<清朝续文獻通考?經籍考>研究》;吳四伍《清代倉儲的經營績效考察》;劉铮雲《檔案中的曆史(清代政治與社會)》;安東強《清代學政規制與皇權體制 》;邱澎生陳熙遠《明清法律運作中的權力與文化 》;王元周徐鵬《近代中國:地域秩序與社會變遷》;巫仁恕《優遊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閑消費與空間變遷》;方祖猷《晚清女權史》;王翔《晚清絲綢業史》;張勇《梁啓超與晚清今文學運動:以梁著清學史三種爲中心的研究》;彭蕙《明清時期澳門黑人問題研究》;肖雄《明清雲南書院與邊疆文化教育發展研究》;王振忠《社會曆史與人文地理:王振忠自選集》;付海晏、徐劍《大數據與中國曆史研究(第1輯)》;劉開軍《晚清史學批評研究 》;韓榮鈞《黃葆年與太谷學派研究》;陳瑤《籴粜之局:清代湘潭的米谷貿易與地方社會》;孔祥吉《驚雷十年夢未醒:檔案中的晚清史事與人物》;陳躍《清代東北地區生態環境變遷研究》;森正夫 地域社會視野下的明清史研究:以江南和福建爲中心》;孟森《清朝曆史的教訓》;趙雲田《大清帝國的得與失:乾隆出巡記》;屈廣燕《文化傳輸與海上交往:元明清時期浙江與朝鮮半島的曆史聯系》;朱永傑《清代满城曆史地理研究》;鄒立波《明清時期嘉絨藏族土司關系研究》;李潇雲《清代雲南詩學研究》;徐國利《徽州社會文化史研究》;王衛平《清代江南地區慈善事業系譜研究》;梁其姿《變中謀穩:明清至近代的啓蒙教育與施善濟貧》;孟凡勝《徽州水利社會研究--以新安江流域爲中心》;馮豔《明清散曲與歌謠時調互動研究》等。

  (三)、國外多部經典著作再版或中譯本首版:【法】費爾南?布羅代爾《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三卷);【英】高志《澳門與英國人(16371842):香港的前奏》;【美】柏理安《東方之旅(1579-1724耶稣會傳教團在中國》;【美】彭慕蘭《腹地的構建:華北內地的國家、社會和經濟(1853—1937)》對清末民初1853—1937年間,華北內地的社會、經濟和生態變遷及其原因進行探索;【英】阿拉斯泰爾?蘭姆著《中印涉藏關系史(1904~1914——以“麥克馬洪線”問題爲中心》從中英關系的角度來考察“西藏問題”,駁斥了印度所謂繼承英帝國遺産的論點,對中印邊界沖突等敏感問題展開較爲客觀的研究和分析;第二本《中印涉藏關系史(19141950):以英帝國外交史爲中心》通過分析英帝國的外交政策,從中英關系的角度考察“西藏問題”,爲讀者提供了英國政府看待“西藏問題”的曆史淵源和視角。【美】白彬菊《君主與大臣:清中期的軍機處(1723-1820)》等

              三、

  (一)、2017年政治史的研究選題廣泛,但傳統政治制度與文化、政治制度運行與成效方面依然是熱點。法制史關于律例、具體案例的研究成果頗豐。邊政與邊疆治理方面,研究角度新穎。

  政治活動與事件:王開玺《圓明園爲中國奸民焚掠說辨析》(《北京社會科學》2017.8)認爲所謂圓明園爲中國奸民焚掠的說法是錯誤的,必須厘清事實,以正視聽。王宏斌《清代前期台灣內外洋劃分與水師轄區——中國對釣魚島的管轄權補證》(《軍事曆史研究》2017.3 清代前期福建台灣府嚴格劃分了內洋與外洋,建立比較嚴格的巡邏會哨制度。文中指出台灣南面與北面諸島包括釣魚台等島嶼及其所在洋面是清代環台灣海道的重要組成部分,已經被納入清軍水師巡哨、管控範圍。此外政治史方面的論文還有楊珍《康熙五十三年噶禮獲罪原因再探》;楊海英《明清鼎革視域下的“世子之死”》;《明清易代之際的東征遊擊張應種及其家族》;李娜《清代南書房研究30年》等。

  政治制度與文化:姚敏《清代功牌制度考論》(《清史研究》2017.2)文中對清代功牌的等次、式樣、授予對象、頒賞權、優待等方面進行論述。孔勇《清代皇帝祭孔與衍聖公陪祀之制初探》(《曆史檔案》2017.1)一文認爲清代承襲曆代祭孔禮制,在儀典、規制等方面逐漸完備和提升。清廷以此宣示禮奉先師、崇儒重道的治國理念。黃麗君《清代內務府的包衣蔭生》(《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1)指出清代內務府包衣適用蔭敘制度時有著諸多客觀條件的限制,這是清代少有包衣大員援以入仕的原因。

  制度運行與成效:劉铮雲《具題與折奏之間:从“改题为奏”看清代奏折制度的发展》(《四川大学学报(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2)文中認爲清代公文書初分題本與奏本二種,乾隆朝以後,經由改題爲奏的提出,奏折與題本一樣具有公文書的性質。我們今日所認知的例行公事用題本,重要公事用奏折,其實是這個改題爲奏過程的結果。吳佩林、萬海荞《清代任官中的“署理”運用》(《曆史檔案》2017.1)署理原本運用于兩任官員交替和一任官員任內的出缺代理,後署理逐漸成爲一種重要的任官方式。但是署理沒有嚴格的制度規範與運作程序,在實踐中存在的弊端加劇了清代的吏治腐敗和任官制度的紊亂。劉炳濤《清代雨澤奏報制度》(《曆史檔案》2017.2)文中分別就雨澤奏報的兩種形式——經常奏報和不規則奏報進行討論。 裴丹青《清代省友、司院書吏與州縣省事》(《清史研究》2017.3)認爲 清代省友與司、院書吏在利益驅動下對州縣省務的不規範運作,有促進上下級行政機構有效溝通、提高地方衙門行政效率。李穩穩《清代甘肅循化廳鄉約職能探析》(《曆史檔案》2017.3)清代甘肅循化廳的鄉約制度具有與內地社會迥異的特色,循化廳鄉約的職能分擔了縣級行政在基層社會的部分職責與權力。中國傳統國家權力的延伸觸角,突破了“國權不下縣”的傳統。

  外交與中外關系:陳國保《馳驅臣分敢言勞,事濟功成皆國慶”——清代越南入華使臣的考察》(《清史研究》2017.3)清代中越宗藩關系確立以後,在對清朝貢的實際運作中,越南遣使如清形成了一套系統規範的選拔和管理制度。中外關系方面的論文還有李華川《“大西洋文士”與中國士大夫的交往》等。

   關于律例的研究:陳靈海在《<大清會典>與清代“典例”法律體系》(《中外法學》20172期)認爲清代 “典例”法律体系中,《会典》是纲,律例是目。“律例”体系只是“典例”体系中的刑法部分,不足以全面概括清代法律体系的特征。栗铭徽《清代法律位阶关系新论——<大清律例><戶部則例>的關系爲例》(《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7.3)認爲《大清律例》与包括《戶部則例》在内的部门则例均是具有重要实用功能的基本法典。部门则例标志着清代法律体系已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法制的完备形态。陈长宁《清代诉讼概念框架中的“民事刑事”》(《学术交流》2017.4)認爲从“国进民退”视角看待清代州县诉讼,可展现具体社会实态下的法制运作,并形成着眼于社会整体的法史学研究式。 

  法律實踐、具體案例:陳銳《清代的法律歌訣探究》(《現代法學》2017.1)認爲清代法律歌诀的出现使得律学向着更简便、实用的方向发展,對法律知識的傳播起到了很大推動作用。張曉霞《清代抱告制度在州縣民事訴訟中的實踐——以清代巴縣檔案爲中心的考察》(《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4)文中對抱告的實際呈現狀態、“老幼”的具體表現等問題等進行歸納和總結分析,進而對清代抱告之規定與實踐有更加深刻的認識。

  邊政治理方面:陳躍《清代新疆和卓研究回顾与展望(《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1)文中認爲自清代以來,國內外學界對清代新疆和卓問題研究取得豐碩成果。不足之處主要是研究群體過小,研究角度仍需深化,新公布檔案資料需要利用。白京蘭、張建江《多元族群與國家建構:清代回疆治理的問題與省思》(《西域研究》2017.3)以清代回疆治理爲視角,就清代回疆于國家體系中的地位、地域文化等多方面展開多元族群背景下的國家建構問題的研究,指出清代回疆治理不乏成效,亦值得多族群關系與國家建設深鑒。武沐、易劍文《清代對于甘青土司法律層面的治理》(《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2)文中認爲清代對于甘青土司法律層面治理的研究可從兩方面入手,一是指法律條文的制定;二是指清代針對甘青土司的法律特點。張峰峰、武沐《清代新疆東布魯特屬部考》(《西域研究》2017.2文章將東布魯特諸部視爲一個整體,集中分析了乾隆年間的相關界定,對其屬部進行再考辨並簡述東布魯特松散聯盟的産生和演變過程。秦和平《述論清代甘孜藏區的設治特點及演變狀況》(《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7.2)文中指出清政府在甘孜藏區的設治特點及演變狀況說明中央政府依據藏區實際、沿襲傳統,因俗而治,分區管理。張振國《論清代“苗疆缺”的演變——以貴州省所屬文官爲中心》(《清史研究》2017.2)“苗疆缺”是清朝爲加強邊疆治理,在西南少數民族聚居地區設置的官缺。這是清代人事管理制度的重要內容,體現了朝廷對邊疆地區的重視,對邊疆統治産生了深遠影響。

  邊疆經濟:劉錦增《清代吐魯番的屯田及其影響》(《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1)指出清前期,清政府在吐魯番地區實行兵屯、回屯、民屯、犯屯、商屯。道光年間,清政府廢兵屯,實行招民開墾。文中認爲清代吐魯番屯田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但也造成了生態問題。同氏《清代回族在新疆的經濟開發》(《回族研究》2017.1)和《回族在清代西宁府的经济开发》(《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2)關注了回族的邊疆經濟問題。

  (二)、經濟史研究方面,糧價、稅收、鹽政、倉儲依然成果衆多,但貨幣、資本市場與産業經濟方面的研究也在逐步推進。

  財政體制與政策:糧價問題依然是關注熱點。呂長全、王玉茹《清代糧價奏報流程及其數據性質再探討》(《近代史研究》2017.1)認爲清代的粮价奏报有两粮价清单和粮价细册两种。该文对粮价清单中的府级粮价从空间和时间两方面进行讨论认为州县的粮价数据和该州县的市场中心地级别和其在粮食运销层级中的位置有一定关系。侯鹏《清代浙江顺莊法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4)清代浙江州縣的田賦催征模式最終發展到順莊法全面推行,其控制手段則從原有裏甲戶名與田土轉變爲人戶現實居住的村落。這套控制體系的整個形態因社會關系類型和聚落分布的差異呈現出極大的多樣性。何富彩《稅收體制改革的政治經濟學——來自1685年至1820年清代各直省攤丁入畝的曆史證據》(《南開經濟研究》2017.4)指出攤丁入畝後的稅收征收成本的節省以及耗羨歸公給予地方政府的財政激勵最終強化了地方政府在財政上的自主權。沈祯雲《清代茶馬貿易制度及其對漢藏關系的影響》(《敦煌學輯刊》2017.1)認爲 清代茶馬貿易由于清朝政府總體制度框架的約束與具體民族政策的影響,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漢藏民族交流。趙紅軍、陸佳杭、汪竹《美洲白銀輸入是否擡升了江南的米價?——來自清代松江府的经验证据》(《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4)文中發現中國銀銅雙本位的內部彙率體制發揮了應對國外經濟沖擊的正面作用,但同時也對國內物價水平的波動産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財政管理和運行:黃國信《清代鹽政的市場化傾向——兼論數據史料的文本解讀》(《中國經濟史研究》2017.4)認爲清代各盐区的盐引分配,基本上與本鹽區的市場容量吻合,這說明清代各鹽區的鹽引分配具有一定的市場導向性。朱雄、紀麗真《20世紀以來清代兩淮鹽業研究述評》(《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4)認爲清代两淮盐业研究体现出重宏观、范围广、视角新、成果丰等特点。吴四伍《清代仓储的经营绩效考察》(《史学月刊》2017.5)通過對清代倉儲運作情況的考察發現,無論常平倉,還是社倉,其經營理念始終局限在于糧食流通領域獲取利潤的模式。這種以倉養倉的經營模式,是傳統倉儲運作出現困境的重要因素。與倉儲緊密相連的清代國家的治理水平和經濟意識,也不應過分高估。龐潤娟、穆崟臣《清代旗倉研究述評》(《農業考古》2017.3)該文對旗倉研究成果進行梳理,有助于推進該課題的深入展開。李著鵬《試析清代河東鹽商》(《經濟問題》2017.9)在清代河東鹽區的鹽商,是由負責組織生産的坐商和承當遠途銷售的運商組成。二者協作,保證了河東鹽業經濟的穩定;同時,雙方相互制約,又妨礙了當地鹽業經濟的發展。 

  貨幣、資本市場:江曉成《清代的京債與地方吏治》(《清史研究》2017.1)文中認爲評論 清代京債的年利率以100%以上爲常態,京債的高利率突出了京債的獨特性。債官外任,迫于超高利息的債務造成了地方吏治的腐敗。韓祥《被遮蔽的“錢赈”:清代災赈中的貨幣流通初探》(《清史研究》2017.1評論清代“钱赈”经历了一个由临时举措到固定惯例,再到成熟制度的演变过程。通过考察可知灾荒对清代城乡货币流通具有双重性影响。一方面会引发灾区钱荒危机;另一方面引发城乡金融资源的重新分配。石涛《清代东钱新考》(《山西大学学报(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3)認爲清代东钱这一称谓按时间顺序存在过短陌、钱票和铸币三种形式,以期为深入研究清代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提供借鉴。

  産業經濟的發展和變化:馬琦《清代滇銅産量研究:以奏銷數據爲中心》(《中國經濟史研究》2017.3)該文推算出康熙六十年(1721)至鹹豐三年(1853)共133年中119個年份的滇銅産量,並歸納不同發展階段影響滇銅産量的具體因素。溫春來《清代礦業中的“子廠”》(《學術研究》2017.4)認爲清代国家下达的僵化定额与矿厂生产的波动形成了清代矿业中的一个结构性矛盾,最终妥协的结果是出现了辅助既定矿厂完成产量与税额的“子厂”。子厂的这一根本性质,决定了它与正厂之间不必有地理或矿脉上的邻近关系。 付永正、張文霞《清代東北旗人群體經營采煤業問題初探》(《中國社會經濟史》2017.2)認爲評論 清代東北地區駐防旗人群體一直參與著本地的采煤業,文中對東北各地旗民開辦煤窯的發展過程進行討論。

  中外貿易和經濟交流:冯立军《清代中国与东南亚的鱼翅贸易》(《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2)文中認爲奢靡之风和国人食补理念的扩散和深入,是清代鱼翅贸易迅猛增长的主要动因。邱捷《清代广东丝绸出口与海上絲綢之路》(《學術研究》2017.5)認爲鸦片战争导致“海上絲綢之路”的结束并不符合客观事实。 

  (三)、社會史研究方面,宗族与地方社会、地方社会秩序方面的研究热度不减,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空间和日常生活引起重视。

  中國本土宗教與信仰:林移刚《清代四川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4)認爲清代四川民间信仰的地域差异是四川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差异的一种适应性结果。 

  宗族與地方社會:姚春敏《清代山西雜姓村宗族祠堂、祖茔及廟宇建設——以碑刻、族譜、村志和田野調查爲中心》(《南京社會科學》2017.4)認爲各村较大宗族均有规模不一的祠堂,在村落空间布局上,祠堂一般分布在本姓聚集区,小型庙宇散布全村。惠清楼《清代宗族经济关系探略》(《南开学报(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5)認爲清代民众普遍与其所在的宗族存在的一定程度的经济依存关系,族人间通财意识明显较强,但对经济利益的计较也十分强烈。

  地方社會秩序:周瓊《天下同治與底層認可:清代流民的收容與管理——兼論雲南棲流所的設置及特點》(《雲南社會科學》2017.3)認爲云南在清代建立了栖流所并实施了官方的系列制度,在边疆治理及社会控制中起到积极作用。吴才茂、李斌《清代黔东南地区的乡村社会控制——以新見官文書爲中心》(《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7.1)指出清代中期以後“劄”體公文大量使用,清王朝正是通過各類官文書的上傳下達及其在訴訟裁決中的有效運用,使其成爲清王朝最終成功經營黔東南苗疆地區的重要一環。鍾翀、趙界《清代嚴州府城內的》(《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2)严州府城在清雍正六年推行顺莊法之后,以图为基础划分确定了“莊”,以承担赋役征发等职能,“图”与“莊”在城市管理上有着较为明确的继承性。孙明《清代东北满洲旗人的迁徙及其影响——以家譜爲中心的考察》(《社會科學戰線》2017.2)認爲評論 滿洲旗人家譜中記載了遷徙的細節,能夠更清楚地了解和反映當時的情況。劉道勝《清代圖甲戶籍與村落社會——以祁門縣王鼎盛戶<實征冊>所見爲中心》(《學術月刊》2017.5評論 由明至清,圖甲作爲自上而下普遍實施的基層組織,在不斷適應基層鄉治實際中呈現出地方性和穩定性的一面。圖在基層鄉治中具有穩定性,甲作爲圖甲制、保甲制之下共同的基層組織形式,成爲基層行政的有效單位和地方鄉治的功能社區。

  地方社會的生活空間和情景:余新忠、郝曉麗《在具象而個性的日常生活中發現曆史——清代日常生活史研究述評》(《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7.2)以清代日常生活史研究为例,如想取得更高的研究成果,有待于研究者深入挖掘和细致考察各种史料。张正田、翁汀辉《台中神冈北莊客家義民首李安善事迹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4)探討清乾隆台灣林爽文事變時李安善舉義民軍保鄉衛土,最後力戰而死之事迹與後人記述之演變。

  醫療與性別:冯尔康《清代徽州才女的文学创作生活与思想境界》(《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4)認爲清代徽州才女辈出,诗词创作活动是她们生活的重要内容,表达出她们思想上具有较前人更加开化的因素,具有可贵的社会历史见识,同时也存在思想束缚。吴才茂《立碑树德:清代清水江地區少數民族婦女的公益事業及其表達》(《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2)認爲清代清水江地区碑刻展现了少数民族妇女们有较高的社会活动能力,而且隐含着妇女拥有分享社会话语的权利。 

  醫療史:余新忠、陳思言在醫學與社會文化之間——百年來清代醫療史研究述評》(《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3)一文對近百年清代醫療史研究做一概覽性的梳理,以跨學科的視野和理念,認爲創建相對獨立的醫史學科具有重要意義。 

  (四)、學術與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呈現傳統學術史與科舉、教育、藝術文化多向發展的態勢。

  傳統學術與文教:林存陽《清儒孔廣林禮學思想探論——以《孔叢伯說經五稿》爲中心的考察》《湖南大學學報》2017.6)對清儒孔廣林的禮學思想進行闡述。孔定芳、林存陽《清代學人的價值取向與乾嘉考據學的形成》(《哲學研究》2017.6)認爲对清代学术思想成因的解释,不仅需要关注外缘因素,更应在此基础上深入抉发内缘性因素,方能建构一个自足的解释系统。刘瑾辉、陈子暄懷疑 糾結 批駁——戴震孟学四书人性观之嬗变》(《华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6評論 戴震孟学四书之人性观,体现了戴震对程朱理学由懷疑、糾結、远离到全力批駁的心路发展历程。孟琢《清代学术的历史总结与思想突破——章太炎<清儒>的四重解讀》(《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1)從《清儒》在清代學術史研究中的奠基地位、古文經學與太炎對清代學術精神的總結等角度,進行深入解讀,展現太炎對清代學術的曆史總結與思想突破。陳居淵《<白虎通>與清代經典诠釋的禮制化》(《複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4)文中論述了清代經典诠釋中“禮制化”的基本特征。羅檢秋《清代家學脈絡中的漢、宋關系》(《安徽史學》2017.3)文中認爲清代汉、宋关系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形,彰显了理学传承的意义。

  文教:雷成耀、杜建群清代貴州民族地區書院的發展及分布特征》(《貴州民族研究》2017.1)文中對貴州民族地區的書院在清代各曆史階段的發展、分布和作用都進行了討論。吳洪成、郭春曉《清代重慶書院探析》(《南昌師範學院學報》2017.1評論 重慶書院在清代數量、規模上的盛況空前,清末通過改制,融入學制體系之中,從而爲重慶區域的近現代教育發展作出貢獻。

  翻譯:馬子木《翻譯科與清代駐防八旗的仕進》(《史學月刊》2017.10評論 認爲翻譯科在駐防八旗的開設,拓展了駐防旗人的仕進空間,但駐防士子由此進身者補官不易。清廷以擴大宦途改善旗人生計的試圖是失敗的。 

    科舉問題:程伟《清代科举经费与科场供应管理制度探析》(《厦门大学学报(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2)認爲清代科举经费与科场供应管理制度兼具规范性和灵活性,目的是为了保障科举考试的顺利进行和科举制度的有效运作。张剑《清代科举文人官年现象及其规律》(《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通過清代科舉文人官年與實年的大數據統計分析,總結其基本規律,對清代人物生卒年的考訂和清代科舉文化史的研究皆有裨益。曹南屏《清代科舉的知識規劃、考試實踐與士子群體的知識養成》(《學術月刊》2017.9)指出科舉考試對于士子群體購閱書籍、儲備知識等行爲具有明顯的導向作用。王學深《清代殿試閱卷標識符號釋義》(《曆史檔案》2017.2)指出清代殿試閱卷的標識符號有著特殊意義,也是清代科舉閱卷制度中的重要一環。孟義昭《清代江南鄉試分闱動議考論》(《史林》2017.3)認爲在知识公平与区域公平发生冲突时,清廷选择了后者,致使江南两省为此付出了长期又沉重的代价。 

  教育問題:李立民《論清代內務府官學——以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为中心》(《中國史研究》2017.2)認爲康雍年间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相继成立,至乾隆初年向精英化教育演进。清代的内务府官学通过教化八旗中的优秀子弟,增强了他们对皇权统治思想的认同,形成以忠君为核心的国家意识,体现清代八旗学校教育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内涵。刘永华《清代民众识字问题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2)認爲通过寻求诸如花押等读写能力的外在证据,應可對清代民衆識字率的總體水平和變動趨勢進行計量分析。 

     藝術、文化:賀電《清代館閣體政治功能的再思考》(《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7.1)認爲馆阁体书法在促进当时政治文化的发展上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同时亦对清代政治生活及书法艺术的发展有着深刻的负面影响。孙敏强、 霍東曉《試論清代詩人壽蘇雅集及其文化心理》(《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2 )寿苏雅集乾嘉年间逐渐风靡全国,体现诗人们在繁忙的世俗官场之外渴望拥有的乐观豁达、潇洒从容的另一个自我。蒋东玲《明清之际文人的集群关系变异及其诗界影响》(《苏州大学学报(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4)認爲評論 明清之際文人群體關系再聚合過程中所形成的群體文化共質和混層文化空間對于清初詩歌創作多方面皆有影響。呂姝焱《《道鹹同光四朝詩史一斑錄》編纂源流考述》(《北京社會科學》2017.12)常熟孫雄所著《道鹹同光四朝詩史》所涉名家及詩作頗豐,其印刷方法使用了在當時尚未普及的鋼筆版印制工艺。曹虹《清代文坛上的六朝风》(《安徽大学学报(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1)認爲在清代骈文复兴的历程中,持续性地激扬回旋着一股六朝风,牵动文坛风尚的进路。罗时进《明清近代诗文研究:清代家族文学研究》(《苏州大学学报(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3)對家族文學進行討論。戚學民、溫馨《論清史館《食貨志·茶法》對清代“茶法”的重新定位》(《社會科學研究》2017.4)清國史館《茶馬》檔案將茶馬之政定位爲安定邊疆、充實戰備的國計要政。《清史稿·食貨志·茶法》的纂修官姚永朴则强调振兴茶业的民族商业意义。温世亮《张英家族与清代“清真雅正”的文学风尚》(《苏州大学学报(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3)認爲张英家族文化的兴起、壮大,与地域环境、家风教育、世族联姻等因素关系密切。洪江《20世紀50年代以來有關“清代祭孔釋奠禮樂研究”的述評》(《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學報》2017.1)一文對清代祭孔釋奠禮樂研究涉及的主要領域及方法論進行述評。李曉明《清代寶應劉氏家學曆久傳承原因述論——從家風、家教及姻娅說起》(《安徽史學》2017.1)認爲評論 寶應劉氏終清一代學術傳衍不辍,這與劉氏謹嚴的家風、良好的家教、穩定的姻娅圈密不可分。

  (五)、環境與自然景觀方面的研究,自然災害和生態環境依然是頗受矚目的研究領域,但地理與地圖學和科技史方面的研究也很有學術價值。

  自然災害與社會:劉錦增《清代甯夏地震與政府救濟》(《曆史檔案》2017.2)清代是甯夏地震災害的頻發期。地震發生後,各級政府都及時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救濟措施,這對維護甯夏地區社會秩序和人心安定起到積極的作用。武玮婷等《清代廣西洪澇災害時空特征分析》(《雲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7.4)探究清代廣西洪澇災害頻次與強度的時間和空間分布特征及災害的演變規律。作者認爲清代整個時期該地區以偏澇爲主,清代前期和清末洪澇災害較嚴重

  生態環境與社會變遷:張力仁《清代城市人口構成問題研究——以清代陝西縣治城市爲例》(《中國地理曆史論叢》2017.2)文中詳細探討清代陝西縣治城市人口的一般構成,並構建估算曆史城市總人口的基本模式。關亞新《清代遼西地區沙塵天氣的特點及成因》(《史學集刊》2017.1)對清代遼西地區發生的94次沙塵天氣進行梳理,既發現這裏沙塵天氣具有季節上集中性、地帶上多發性和周期上變化性的特點,又找尋到沙塵天氣出現的原因。

  區劃和地域格局:張永江、王坤敏清代中后期青海丹噶尔城的空间发展与功能变迁》(《烟台大学学报(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1)認爲清代丹噶尔城的演变历程可视为西北边疆地区纳入王朝国家体系历史的一个缩影。通过对丹噶尔城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综合分析,进而能从清代西北地区历史演进的宏大叙事框架中去深入思考地方社会建构的过程。 

  地圖與地理學史:王耀清代《海國聞見錄》海圖圖系初探》(《社會科學戰線》2017.4)揭示了該系列海圖在演變過程中分化成了不同圖系,並歸納了各圖系的特征,爲該系列海圖提供了圖系辨識依據。

  科技史:陳志輝《乾嘉學者以古曆推算史事年代的實踐及其意義——以李锐等人对《召诰》日名问题的研究为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6)闡述清代乾嘉學者以古曆推算史事年代的實踐、方法特點和意義 

  總體而言2017年清史研究呈現多個特點:整體成果豐富,成就顯著;研究問題細化,研究領域和選題多元化;數據史料在清史研究中廣泛應用;對研究熱點的回顧與展望增多;尚缺乏具有影響力的理論創新

  (发表于《清史論叢》2018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