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網首頁|客戶端|官方微博|報刊投稿|郵箱 中國社會科學網
當前所處位置:首頁>>斷代史>>明史
選擇文字大小[大] [中] [小]

明代文官蔭子武職制度探析

发布日期:2018-12-28 原文刊于:《史学月刊》

 

              

 

                                                                      秦博

 

摘 要: 作爲一種特異軍功褒獎蔭敘,明代文臣蔭子武職制度濫觞于景泰朝,通過不斷地事例積累、制度調整而發展成爲文臣蔭敘體系中的最高層級。在長期的制度運行實踐中,“文臣蔭武”實際上起到了補充“文臣封爵”的作用,潛在政治影響巨大。文臣蔭子武職制度使部分缙紳子弟成爲世襲武官,絕大多數進入錦衣衛軍官序列,客觀上促進了明代社群階層流動,對加強文臣、武將間的聯系起到積極作用。但不可否認的是,整個“文臣蔭武”制度,以及“蔭武”軍官跨越文、武而形成的政治庇護關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著軍隊的腐敗。

 

關鍵詞: 文臣蔭武  文臣封爵  錦衣衛  社群流動  政治庇護關系

 

明代恩蔭制度,特別是文官蔭敘制度的基本框架已有學者考論[1],然而,明代文臣荫子武职在恩荫制度中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它的缘起、演化过程尚未被学界充分揭示。考察“文臣蔭武”制度并非仅限于对制度本身的梳理,其重要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明廷在勋爵册封制度不断僵化失效的情形下,有以“文臣蔭武”补充“文臣封爵”的趋势,这一政治现象尤其值得探讨;二,明代文、武两途原本界限分明[2],文臣荫子武职造就出一批缙绅出身的錦衣衛将帅,使缙绅、武将群体的身份壁垒得以打破,同时催生了文臣、武官间复杂的政治庇護關系。鉴于前人研究之不足,笔者将追溯明代文臣荫子武职制度的缘起,评价其利弊得失,并对相关的政治社会问题做出分析。

 

              一、文臣蔭子武職制度的緣起

 

(一)早期“文臣蔭武”事例考辨

關于明代文臣蔭子制度,有學者指出,景泰朝以前得蔭敘者僅五十余人,且皆屬特恩蔭職,“蔭職一般都是在蔭敘者故後或致仕以後”,多有“通過乞恩獲得”,所蔭職官其中僅個別爲軍職[3]。是故文臣蔭官武職誠爲文職蔭敘中頗爲特殊的一環,其發展脈絡既未脫離整個蔭敘制度,又別具特色。翻檢明代列朝《實錄》,參照其他正史政書、雜史筆記及前人研究,可發現最初的一批文臣蔭序武職出現于明代中前期,通過考察這些個案或可認識這一制度的最初狀態。

依《明史·楊榮傳》記載,正統五年(1440),內閣大學士楊榮病逝,“年七十,上辍朝一日,贈太師,谥文敏,授世都指揮使”[4]。這一敘述十分模糊,給人以正統五年楊榮甫逝即被恩蔭子孫武職的感覺。如果此說成立,楊榮子孫實筆者目力所及明代最早獲蔭武職的文官後代。但細究此條記載,疑窦甚多,不可不辨。首先,最可疑處乃依明代武官制度,都指揮一級是流官,特殊情況下准世襲一輩[5],無所謂“世都指揮使”者。據成化朝大學士尹直《謇齋瑣綴錄》載成化十三年(1477)年事:

 

時福建都指揮楊晔,以毆死人命,蒙差刑部、錦衣官勘提。晔逃匿京師其姊夫董中書玙家。董托錦衣百戶韋英營解。適英正欲從汪(筆者注:太監汪直)刺事而無由,即潛報汪,謂晔東楊少師(筆者注:指楊榮)之曾孫,家資钜萬,造惡百端,嘗納生人于棺,合置諸穴。今事露,乃挾黃白數千兩來京,賄求內外,將欲招納亡命,下海謀不軌。汪甚喜,昏夜馳至韋家酣飲,發官校掩捕晔等,就韋舍鞫之……[6]

 

此事件原委另見《明憲宗實錄》:

 

法司擬福建建甯右衛致仕指揮同知楊泰罪,坐斬。時泰子晔爲太監汪直所獲下獄死,上命太監錢喜及百戶韋瑛往籍晔家,並械泰及其同居男女百余人至京獄具命。泰依律處斬,其余擬罪有差,財産悉入官獨祠堂,與田三十頃給還泰家屬。[7]

 

綜合二說可知,楊榮孫楊泰、曾孫楊晔確實兩代世襲武官,所莅官職爲建甯右衛指揮同知,在楊榮原籍衛所铨注[8]。但成化本朝即有人如尹直訛傳楊晔任職“福建都指揮”,造成《明史》纂修者剪裁之誤。其次,排查史料可知楊泰並非是在楊榮死後即可得職,其得授武職的原委值得考究,或非承蔭。據楊榮死後時人爲其所撰《行狀》等資料,楊榮有“長子曰恭,次曰讓、曰錫、曰賜、曰貴芳、曰貴通”,“孫男十二泰、俨、俊、倫、儉、佶、儆、佐、倧、偉、倜、儀”[9],而楊泰在楊榮“卒于武林驿”時以長孫身份“侍側”並“殓含如禮”[10]。但據《明英宗實錄》記載,楊榮離世時朝廷僅“官其子恭爲尚寶司丞”[11],未提及楊泰情況。再查弘治朝《八閩通志》,有“景泰間”任建甯右衛指揮同知有楊泰一員,系由景泰朝“建甯右所副千戶升”,楊泰子楊烨于成化朝“襲父泰職”[12]任指揮同知。其中楊泰無疑爲楊榮長孫,“楊烨”應是“楊晔”之誤,誠楊榮曾孫。據此,楊泰應大致于景泰年間被授建甯右衛副千戶一職,後升任本衛指揮同知世襲,其授官距楊榮去世已有一段時間。至于楊泰得職副千戶並累升世襲的詳細時間、原因、經過,皆不見于《明實錄》、方志等權威史料,或是礙于楊晔的狼狽情況而有所避諱。但《明實錄》中的一條相關記載卻透露出些許線索。據《明英宗實錄》,正統十四年(1449)十一月有“福建建安縣民楊泰、楊讓,崇安縣民藍文煜”等“各出谷千石有奇赈濟”,景帝“诏賜玺書旌勞複其家”[13]。楊榮原籍福建建安,長孫名“楊泰”,次子名“楊讓”,與《實錄》所載捐糧之人同名同地,疑似爲同一人。而正統、景泰年間捐納成風,有學者指出,至景泰七年(1456)朝廷因災害嚴重,已准湖廣軍民有能納米五百石者授軍職百戶,八百石授千戶[14]。進而推想,楊泰有可能是先輸糧千石,後于景泰朝以捐納得授武職,或非承接祖蔭。是故楊榮之例存疑,不宜作爲早期文臣蔭子的典型加以討論。此外,有學者將洪熙元年(1425)尚寶司卿朱琇升世襲金吾左衛指揮使的事例歸爲文臣蔭子武職類[15]。實際上,仁宗是因朱琇在“先帝靖難時常效力守城”且預測出了“夜有星大如杯色赤見天鈎” [16]的瑞象,故而改其尚寶司卿文職爲世襲武職以資犒賞的,並非真正意義上的蔭子武職。王世貞即將朱琇事迹列入《弇山堂別集》中《文臣改武》[17]條目下。

排除了楊榮等人的案例後,再梳理《明實錄》中相關記錄,可發現較爲典型的明代文官蔭子武職事例最早見于景泰朝。景泰元年(1450)八月,其時督兵貴州的兵部尚書侯璡“以劳瘁卒于普定”,景帝“赐祭葬,荫其子錦衣衛世袭千户”[18];景泰二年(1452),景帝召兵部尚書于謙子于冕陛見,當即授官府軍前衛世襲副千戶[19];景泰五年(1454),兵部尚书兼掌詹事府的仪铭死,景帝“命有司治葬事,录其子海为錦衣衛百户”[20];景泰五年,南京刑部尚書楊甯“自敘其前後軍功,乞蔭其子”,朝廷授其子楊堣爲直隸新安衛世襲副千戶,而“時堣方一歲”[21]。楊甯原籍南直隸歙縣[22],其荫子系铨注原籍卫所。分析明代最初这批文臣蔭武职的案例,不难发现其得荫主要缘于恤功酬劳,这无疑与“土木之变”后明代特殊局势有关,例如侯璡、于謙、楊甯皆曾親自指揮軍隊安邊,有實在軍功;儀銘系景帝藩邸舊臣,雖無實在軍功,但莅政兵部多年亦有勳勞[23]。此外有得蔭者自行題請,再受蔭敘之情況,而其所獲軍職或铨注京衛,或铨注本鄉衛所,似無定制。總之,這些文官蔭子武職的情況可視爲對文臣軍功勳業的個別嘉獎,其制度化運行程度甚低。例如曾常年參與邊防軍事事務的戶部尚書金濂功勞非凡,死後被追贈沐陽伯爵[24],但其子金良輔于景泰六年(1455)“自陳其父有軍功乞錄用”時,也只是被授予都察院照磨的低級文職[25]

(二)“文臣蔭武”事例的累积与初步制度化

此後天順、成化、弘治三朝延續前政,視軍事貢獻爲主要衡量標准以蔭敘文官子弟武職。當時正逢明代文臣督、撫統兵制度推廣之際,得蔭之邊臣有所增多。有學者依《明史》及《弇山堂別集·賞功考》記載擇出“成化中, 項忠因鎮壓荊襄流民有功, 蔭子授爲錦衣千戶;韓雍因鎮壓廣西瑤民起義有功, 蔭一子錦衣百戶;王越因大同黑石崖之捷蔭一子錦衣百戶”[26]三例。但项忠、韩雍荫子武职因由过程《明史》记载不确,需要结合其他文獻订正。更需指出的是,王越“附阿太监汪直”成化十六年(1480)得封威宁伯入勋臣行列后,多次荫子武职并推恩升级,最“气焰可畏”时,长子王春为錦衣衛指挥同知,次子王时为錦衣衛都指挥使,幼子王昕为锦衣百户[27]。這些恩蔭實屬勳臣冒濫蔭子範疇,已經非一般文臣蔭敘可比,似不應並列一處討論,而“大同黑石崖之捷蔭”即屬此類[28]。實際上王越封爵前以文臣身份僅得蔭子武職一員,且冒濫色彩極濃。項忠、韓雍、王越外,筆者再蒐集拾遺天順、成化、弘治三朝文臣蔭子武職事例,列下表以資分析:

 

1:天順、成化、弘治三朝文臣蔭子武職事例表

 

時間

受蔭者

所蔭職務

受蔭原委

資料出處

天順朝

故內閣大學士曹鼐孫曹榮

錦衣衛世袭百户

英宗複辟,念曹鼐“土木之變”殉難,蔭其孫。

《明英宗實錄》卷一八一,正統十四年八月壬戌,第3505頁;《明英宗實錄》卷二八三,天順元年十月乙未,第6072頁。

天順元年

致仕禮部尚書胡濙長子胡谼(又名胡長甯)

錦衣衛镇抚,带俸不任事

朝廷念胡濙“曆事累朝”並“從濙請”而蔭其子。

《明英宗实录》卷二八一,天順元年九月丙午,第6037-6038頁;[]李賢:《古穰集》卷一〇《禮部尚書致仕贈太保谥忠安胡公神道碑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4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04-605頁。

天順元年

吏部尚書王翺子王竚

初錦衣衛世袭副千户,后升指挥

王竚天順朝“由恩生从父翱征鞑贼有功”,王翱为“乞恩”得千户,成化四年“疏其父军功故得世袭”,“寻升指挥使”。

《明英宗实录》卷二八二,天順元年九月癸酉,第6056頁;《明宪宗实录》卷五一,成化四年二月乙末,第1031-1032頁;(嘉靖)《河间府志》卷二六《选举志·武弁》,《天一阁方志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433頁。

 

成化二年

左副都禦史韓雍弟韓睦

初錦衣衛镇抚,后自立功劳升百户

韩雍平“大藤峡”功“当荫子”,“以与弟睦授锦衣所镇抚”,后韩睦以“从征两广军功累升錦衣衛百户”。

[]尹直:《都禦史韓公言行錄》,載[]徐纮編:《皇明名臣琬琰錄》後集卷一七,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第44冊,台北明文書局1991年版,第543頁;[]韓雍:《襄毅文集》卷一三《行狀·先考行實》,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4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80頁。

成化十年

兵部尚書白圭子白镔

錦衣衛百户

白镔“自陳其父累立軍功,乞量授武職”,正德朝升帶俸指揮使。

《明憲宗實錄》卷一三六,成化十年十二月戊戌,第2559頁;《明武宗实录》卷一〇九,正德九年二月己酉,第2240頁。

成化十二年

戶部尚書馬昂次子馬恕

錦衣衛百户

馬昂“自敘軍功爲子恕乞官”。

《明憲宗實錄》卷一五〇,成化十二年二月己卯,第2733頁。

成化十五年-成化十六年

兵部尚書仍掌都察院事王越次子王時(王越封威甯伯爵後三子恩蔭不論)

 

世袭錦衣衛百户,后再加荫升正千户

成化十五年抚宁侯朱永自陈旧功请行赏,宪宗“以永功既与王越同,各许其一子世袭錦衣衛百户”。成化十六年王越奏“威宁海子之捷”,朝廷升报捷者王越子锦衣百户王时正千户。

 

《明憲宗實錄》卷一九三,成化十五年八月己亥,第3414頁;《明宪宗实录》卷二〇一,成化十六年三月丙戌,第3523-3524頁。

成化十五年-成化十六年

遼東巡撫都禦史陳钺子陳澍

錦衣衛百户,后自陈立有军功升千户

陳澍初爲父陳钺報捷,升冠帶小旗,後“乞恩改冠帶監生”,“尋複以監生報捷升錦衣百戶”,又“自陳斬獲功陞副千戶”,後“仍稱文官三品例應送子入監,乞以軍功遞升”,得任正千戶。

《明憲宗實錄》卷二〇三,成化十六年五月辛醜,3557頁。

成化十六年

故內閣大學士李賢次子李玠

初錦衣衛署百户,后升千户

李玠“初從威甯伯王越以軍功授總旗”,成化十六年“自陳其父舊勞乞恩補蔭”,以“蔭及累樹功于比邊,授錦衣百戶,進千戶”。

 

《明憲宗實錄》卷二〇三,成化十六年五月庚子;第3557頁。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一七,《展墓圖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5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頁。

成化十七年

故兵部尚書程信長孫程埙

錦衣衛世袭百户

左春坊左谕德程敏政“自陳父信曆官中外,屢立戰功,乞循例追錄舊功,授武職于其子”,故有是命。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五一《男埙授官告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5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19頁。

弘治六年

故兵部尚書余子俊子余寘

初錦衣衛千户,子孙世袭百户;后功升佥事,加荫世袭正千户;终升同知。

余子俊尝“以都御史廵抚延绥,积有军功,既卒,授其孙承祖为錦衣衛百户世袭,未几承祖卒”,而余寘“时已中乡举将选”,又“援例乞恩”任武职。弘治十五年,余寘功升佥事,陈乞父功,请比照景泰朝兵部尚书侯璡例,將子孫世襲千戶,獲准。余寘于正德朝以內批終功升同知

《明孝宗實錄》卷七四,弘治六年四月戊戌,第1379頁;《明孝宗实录》卷一八五,弘治十五年三月壬寅,第3413頁;《明武宗实录》卷二九,正德二年八月壬辰,第747頁。

弘治十四年

故吏部尚書李秉孫李邦佑

錦衣衛百户。

以“秉爲都禦史時常督軍征建州有功故”

《明孝宗實錄》卷一七三,弘治十四年四月壬辰,第3157頁。

弘治十五年

故兵部尚書項忠孫項镛(前有子蔭錦衣,後罷)

嘉興守禦千戶所世襲百戶。

项忠有子项绶先从军以奏捷授錦衣衛镇抚。成化七年,项忠总督军务“捕荆襄流民事竟”有功,子项绶升秩一级。成化十三年,项忠受诬革兵部尚书职,子錦衣衛千户项绶受牵连贬“调湖广九溪卫带俸差操”。

弘治十五年,項忠死,朝廷“以忠爲廵撫都禦史時嘗有軍功”,補錄其孫項镛爲嘉興守禦千戶所百戶世襲”。系铨注原籍衛所。嘉靖朝有裔孫爲吏部尚書吳鵬婿,又緣夤“改外衛爲錦衣”。

 

 

 

《明憲宗實錄》卷九三,成化七年七月甲午,第1793-1794頁;《明宪宗实录》卷一六七,成化十三年六月甲辰,第3024-3025頁;《明孝宗实录》卷一九四,弘治十五年十二月乙巳,第3572頁;[]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五《勳戚·世官》,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44頁。

明代中期,有关文臣荫子武职的具体条件、实行细则未开列于典章,从以上特举、胪列景泰朝以降的十余个相关事例来看,获得“文臣蔭武”优待的大臣是官僚队伍中的绝对少数,仍属于“异典”范畴。但不断累积的“文臣蔭武”案例也构成了一种类似“事例法”的制度规范,其制度运行特点大致有三:

第一,得蔭的條件較爲嚴苛,戰功或殉難等軍事勳勞是文臣蔭子武職的主要條件。大臣一般需累有勳勞,升至閣、部一級,甚至致仕身死後上報,方有機會獲得蔭子武職的榮譽。少數指揮一次重大戰役勝利如韓雍、項忠者,也可直接蔭子武職。王越雖大功蔭子,但冒濫傾向嚴重。初次受蔭後再積功或子孫繼續陳乞,可加、補原蔭軍職入世襲銜或升職。值得指出的是,明代武職非軍功不准世襲,永樂元年(1403)即規定,“官舍、旗軍、余丁曾立戰功升授職役者,其子准承襲”,“若先不曾立功就與職役,後亦無戰功者,不准襲”[29]。而統觀文官蔭子武職者中,初授官時即明確給與子孫世襲待遇的占去大半,這些受蔭子孫多是單純坐享父祖軍功推恩,本身無征戰立功的資曆,是不符合武職非軍功不世襲之制的。那些蔭子武職不言世襲者中,既有胡濙、儀銘之類無實際軍事勳勞者,也有白圭、馬昂等邊區戰守督撫,而內閣大學士李賢子李玠自征戰有軍功,也未入世襲銜,個中原因不明。可見文臣蔭子武職畢竟是蔭敘制度,其強調“軍功”授職的同時“推恩”色彩厚重,在子孫世襲武職這一問題上尤有錯濫之嫌。

第二,蔭子武職的規格高于其他蔭敘。明代中期官員蔭子制度已經初具規制[30],有關文臣軍勞、殉節之蔭敘褒獎亦粗成定制。如依《皇明條法事類纂》,成化元年(1465)一月,明朝廷通過討論四川平叛陣亡知縣李旺等人的優恤待遇,定“文職奮勇殺賊沒于戰陣者本身褒贈行取子男或弟姪一人入監讀書錄用例”[31]。成化三年(1467)憲宗又奏准“在京三品以上官員子孫聽令一人送國子監讀書出,若大臣果有勳勞于國,出自特恩錄用其子孫者,不在此限”[32]而從上舉事例不難看出,大臣多是在獲得蔭子監生、文官的優待以後,再積功勞得蔭子武職的,最典型例證即陳钺子陳澍先依照“文官三品例應送子入監”,後請以軍功遞升,終官錦衣千戶[33]。明代荫叙制度遵嫡长亲缘顺序,这就造成先荫的文官、监生通常为文臣家族中的嫡长子所得,而次子并孙辈享受荫子武臣的优待,如兵部尚书马昂长子马忠为国子监生,次子马恕为錦衣衛百户[34]。但這一現象並不能說明“蔭武”比“蔭文”要等而次之,因爲另有如王竚、余寘等嫡長子孫放棄恩生、舉人身份改蔭錦衣的例子,整體而言蔭子武職是整個文臣蔭敘制度中的高階。

第三,所荫武职大多集中于錦衣衛,且多自百户一级起荫,仅少量荫子者铨注原籍卫所。錦衣衛非一般军事衙门,实为高级禁卫机构,号称“右列雄俊第一”[35]。自明代初年,“诸后妃、尚主、公侯、中贵人子弟”中当授官者均寄禄于錦衣衛[36],体统极重。文臣荫子武职者之所以大多铨注錦衣衛,就在于该卫容纳贵族近侍的尊隆地位和“恩荫寄禄无常员”[37]的体制特性。鉴于錦衣衛的特殊性质,明代常有军官子弟希图调入,至弘治十三年(1500),兵部题请“錦衣衛系近侍衙門,比先年間各衛官員,無故不得濫入”,獲准,奏議雲:

 

(錦衣衛)近年以来乞恩、传奉而改入者前后相继,甚至匠艺之琉亦有升至指挥就得铨注本卫,又如在内外总兵官都督儿男正系将门之子袭替之后应合仍在原卫支俸送入各营操练弓马,習學韬略以備後日邊將之用,且免使黄选纷更。今都督儿男伊父祖充总兵者不知自有原卫,一概比例俱要改注錦衣衛,此等之徒其心岂欲为国,无非因见本卫官员势位烜赫,俱不操练,又有皂隶柴薪之供,坐享当贵,所以朦胧具奏乞改本卫……[38]

 

而军功文臣子弟径直荫入錦衣衛,实属高规格优待。

综上而言,明代中期荫子武臣是对具有显著军事功劳及非凡政治身份的阁部大臣的特别嘉奖。获此殊荣的文臣数量较少,其具体运作模式一般是临时乞恩奏报,并未形成特别规范的制度条文而列入政书典制。《明史》中有所谓“嘉靖以前,文臣子弟多不屑就”錦衣衛军官的记载[39],實屬偏頗。實際上,作爲高級政治嘉獎,明代中期文臣蔭子武職少有人得,遑論“不屑就”。

作爲“事例法”,典型的前朝文臣蔭子武職故事常爲後人援引爲再開蔭敘恩典的依據。例如于謙子于冕本受蔭任府軍前衛副千戶,成化朝,于冕“自陳不願武職,改兵部員外郎”後“累遷至應天府尹”[40]。至弘治朝,于冕又援引前朝事例奏請朝廷,請求再蔭于謙後代爲世襲武職以奉祀續絕,其疏雲:

 

臣竊思先任兵部尚書王骥以征麓川有功,子孫至今世襲靖遠伯爵,馬昂、白圭、程信、余子俊等先後爲兵部尚書,各以有功,見今子孫蒙敘蔭,臣父之功與王骥等相類而臣父死于忠節,大爲不同……近體見行恩例,遠追前代故典,俾臣嗣男允忠得以蔭授臣原授世襲武職,看守祠堂墳墓。[41]

 

于冕之請轉吏部驗封司討論,吏部研究了于謙蔭子,于冕改職原委及王骥、馬昂、白圭、程信、余子俊等大臣軍功蔭子情況後,認爲于謙之功勞雖“封侯、伯,俾之世襲亦不爲過”,而“其子冕原授世襲副千戶,系伊父于謙總督軍務克平虜寇軍功所升,與馬恕、白镔、程埙、余寘之官無異”,最後提議“合無將于允忠仍授以于冕原授世襲副千戶,惟複另一軍職,就往杭州前衛帶俸,以奉于謙之嗣而守其墳墓”,爲皇帝批准[42]。可見若幹文臣蔭子武職的事例在某種程度上組成一種相對獨立的高規格蔭敘模式,在時人心目中甚至可與封爵重典相比擬。而于謙後代蔭職的文、武秩互換及再蔭武職的“異典”現象,也表明了這一時期該蔭敘作爲特別功勳酬勞手段的性質。

 

         二、文臣蔭子武職制度運行的常態化

 

(一)冒滥军功与“文臣蔭武”的激增

正德朝始,文臣冒濫軍功以蔭敘世襲武職的情況增多,這明顯是受到武宗尚武情節及宦官佞幸冒功風氣的不良影響。據《弇山堂別集》載,正德五年(1506)“甯夏平”,邊功加恩于內閣大學士李東陽、楊廷和、劉忠、梁儲等,閣臣皆加官蔭子。此次推恩雖未將閣老們蔭子武臣,但邊功恩及內閣實“自茲歲始”[43]。至正德八年(1513),“以山東、河南賊平,內閣大學士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蔭子錦衣世襲正千戶,辭”[44]。王世貞指出,正德朝的這種冒濫推恩乃“蓋內臣欲大有封殖,而以是餌閣臣也”[45]。此說誠爲確。此後正德十二年(1517),朝廷“录大同打鱼王山及镇西南山庄坪等处功”,将监督太监张忠“加禄米二十四石,荫弟侄一人为錦衣衛正千户”,并“总兵左都督刘晖子副千户,提督侍郎丁凤子百户,俱世袭”,又以“兵部运筹有功”加尚书王琼“少保兼太子太保,荫子如忠”[46]。該戰役本因諸將官杭雄等拼殺“乃有此捷”,而太監張忠提前回朝,並無功勞,只是因兵部尚書王瓊題請,“故忠再受賞而並及瓊”。當時王瓊“與權幸相結納”,多次冒領軍功,“數承蔭敘”[47]。正德十三年(1518)七月,武宗又开“应州御虏功升赏”,大肆封赏荫内臣武将子弟,“督饷侍郎郑琮仁、侯观,廵抚都御史胡瓒、刘达各荫子”錦衣衛百户。此次推恩加荫被《明武宗实录》编纂者认为是“军功之滥未有甚于此者”[48]。然而同月内,武宗又自以“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朱寿,亲统六师剿除虏寇”的名义,功赏随军太监谷大用等内臣、兵部尚书王琼等文臣、都督朱泰等武弁佞幸,荫其子弟为錦衣衛千、百户,另以“运筹定议,协力成功”为名敕内阁杨廷和、梁储、蒋冕、毛纪“各荫子侄一人錦衣衛世袭正千户”[49]。在正德一朝,部分文臣隨內臣、近婞冒濫軍功以蔭子武職,誠爲不稽。嗣後嘉靖皇帝入繼大統,爲拉攏朝臣,以擁迎駕戴功再開大規模冒濫蔭子,其中閣臣蔭子之命令尤爲不稽,受蔭大臣紛紛請辭,《弇山堂別集》敘其來龍去脈,雲:

 

嘉靖元年,楊太師廷和、蔣少傅冕、毛少保紀以辭伯爵,費少保宏以辭蔭錦衣指揮使,改蔭錦衣指揮千戶等官,複固辭。以兵部尚書彭澤言,蔭楊公四品在京文職,蔣毛五品,費七品,皆世襲,固辭,複不許,然四公迄無拜。[50]

 

嘉靖朝類似的濫蔭間出,如嘉靖十七年(1538)以“慈宁宫工完”功,即“赏武定侯郭勋、大学士李时、夏言、太监高忠各银五十两,彩四表里,荫一子錦衣衛百户”[51]。但總體而言,嘉靖中年後冒濫的程度和頻率有所降低。

猖獗的推恩冒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文臣蔭武”作为非常例嘉奖的严肃性。一些督、抚无需多年积劳,仅凭依附内臣,一次军功即有机会获得荫叙;而在朝阁部大臣更是坐享推恩。这种倾向引起了部分官员的忧虑和不满。如正德朝以平中原农民起义,加恩阁臣“荫子侄一人为錦衣衛千户时”,李东阳等“三疏辞,特改授文职,又辞”[52],明显有居之不安的心理。正德十三年六月,朝廷升任平定南赣一带动乱的王守仁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并荫子錦衣衛世袭百户,王守仁“辞免”,武宗“不允”[53]。嗣後王守仁勉強就蔭,再上謝恩疏,陳述軍功賞罰要節,稱“自知貪冒之恥”,且“蔭子實非常典,私心終有所未安,愍勉受命,憂慚交集”[54]

晚明邊事叠起,加之明中葉以後文臣冒功蔭子的刺激作用,使得朝廷較爲常態化地加蔭文臣子弟以武職。內閣大臣、兵部僚員、地方督撫、殉節紳宦等以各類勳勞得蔭,這種趨勢長期持續直至明朝滅亡。據《萬曆野獲編》載,明代中後期內閣重臣如夏言“暴貴自擬世襲錦衣”,翟銮“以故相行九邊”蔭錦衣[55],其余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皆以推恩军功勋劳,得荫子錦衣衛,其详如下:

 

嘉靖中葉,嚴分宜尚以孫效忠,冒嶺南功拜千戶,尋劾罷,蓋此官不輕畀如此。……既而翟諸城以行邊功,特拜千戶,即授官其子矣。夏貴溪薄錦衣不屑就,思開五等,致有河套之役,以及于敗。嚴分宜懲其事,但用擒虜功,以其孫鹄受正千戶,且即于南鎮撫司管事,則現任輔臣子孫所未有也。徐華亭緣此亦得世錦衣,不複辭。而穆宗朝,高新鄭、張江陵,亦以軍功得千戶。至今上初年,張江陵之子簡修,遂進指揮,理南司,如嚴氏故事,未幾削奪,亦與分宜同。今閣臣世蔭錦衣者,惟楊新都之孫宗吾,翟諸城之子汝敬,徐華亭之曾孫有慶,承襲用事。[56]

 

总而言之,阁臣之荫子武职都有推恩的成分。这其中,内阁大学士杨廷和在嘉靖初曾以所谓拥戴迎驾功荫子,后杨氏在“大礼议”中失势,所得恩荫也未实行。其曾孙杨宗吾錦衣衛指挥佥事之职,还是在万历朝追请所得[57],此蔭跨越半個世紀,曆四代人方落實,推恩安撫之意明顯。兵部、督撫實與兵事,憑借軍功蔭子世襲的情況更爲激增。嘉靖年間,邊臣蔭子武職尚有铨注原籍之例。如嘉靖三十四年(1555),兵部尚書許倫、總督薊遼右都禦史王忬以軍功加蔭千戶等官時,世宗命其子弟“俱照舊總督、鎮巡蔭官俱填注原籍衛所”[58]。同年,江南禦倭有捷,巡閱侍郎趙文華奏請蘇松兵備參政任環“統率訓作所致”有功,乞將任環“授以欽降官銜如武職遊擊之任”。兵部覆議認爲“文職改授武銜,查無舊章”,請嘉獎任環命“照舊管理兵備事”,並“或照大同知府王诰事例,特蔭一子爲原籍衛所百戶,就令隨軍殺賊”[59],其子得爲“潞州衛左所副千戶世襲”[60]。万历朝以后,司马、职方之官推功荫子武职者几乎全部铨注于錦衣衛,绝少例外。仅抽检现存《錦衣衛选簿》中开列万历朝之例,即有兵部尚书陈子章[61],兵部尚書吳兌[62]、遼東巡撫張學顔[63]、兵部尚書譚綸[64]、薊遼總督梁夢龍[65]、遼東巡撫張學顔[66]、兩廣提督軍務淩雲翼[67]、偏沅巡撫江铎[68]等等。著名的殉節蔭子之例有原江西廵撫右副都禦史孫燧在正德朝“甯王之亂”中“以辱賊不屈”死,嘉靖四年(1525),孙燧子孙堪“赴阙陈谢褒卹先公之典,奉特旨荫授錦衣衛左所正千户”[69];嘉靖朝追贈太仆少卿史際因率領“家丁拒倭”而“破家殉國”,朝廷“以鄉紳抵倭蔭錦衣千戶”[70]

明代中後期文臣蔭敘武職除次數、頻率增加外,還有“一門多蔭”[71]的情况间出,其中嘉靖朝佞相严嵩尤热衷于为子孙接连争取錦衣衛职务,严重冲击了荫叙的规范性。上引《万历野获编》《宰相世赏金吾》条对此有概论,另据杨继盛嘉靖三十二年(1553)“十大罪”彈劾疏詳雲:

 

(严嵩)朋奸比党,朦胧奏合,先将长孙严效忠冒两广奏捷功升所镇抚,又冒琼州一人自斩七首级功,造册缴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孙严鹄袭替,鹄又告并前效忠七首级功,加升錦衣衛千户,今任职管事。有武选司旻字十九号堂稿可查。夫效忠、严鹄,皆世蕃子也,随任豢养,未闻一日离家至军门,乳臭孩童,亦岂能一人自斩七首级?而假报军功,冒滥錦衣衛官爵。[72]

 

《明世宗實錄》轉引楊繼盛奏議時,“效忠、嚴鹄,皆世蕃子”一句寫作“效忠、嚴鹄,皆世蕃養子”[73]。根據其他一些史料記載,嚴效忠本“嚴嵩家人”[74],系過繼子孫,嚴鹄亦嚴嵩“義孫”[75],严效忠、严鹄二人本非亲兄弟,再承荫转袭,诚为不稽。严效忠、严鹄外,严嵩另有孙严绍庭为錦衣衛千户,后升錦衣衛指挥使[76]。严世蕃曾缘边帅咸宁侯仇鸾“捕敌奸细”功“而晋工部右侍郎,予一子錦衣衛千户”[77],严绍庭之官或是得之此荫。此后文官一员荫子孙多人錦衣衛的代表人物应属万历朝兵部尚书李汶、田乐二臣。甘肃巡抚田乐初以万历二十三年(1595)“甘州斩虏功”升“兵部左侍郎,荫一子錦衣衛百户世袭” [78]。至萬曆二十四年(1596),“兵部题叙西宁官军获捷功次”,时任三边总督李汶“升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照旧总督,荫一子錦衣衛副千户世袭”,而甘肃巡抚田乐“升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照旧廵抚,原荫儿男升指挥同知世袭”[79]。萬曆二十七年(1599),朝廷再“录甘镇功”,此时已升任兵部尚书的田乐加“太子太傅,荫一子世錦衣衛正千户”[80]。萬曆三十年(1602),神宗追论“宁夏二次捷功”命总督三边尚书李汶“兼支尚书俸,赏银五十两,大红蟒衣一袭,荫一子錦衣衛百户世袭”[81]。田乐致仕后,接连再荫子田尔树为“錦衣衛指挥使世袭”[82]、庶长孙田元荫为錦衣衛衣左所指挥佥事[83]。萬曆西北三邊戰事頻繁,李、田二臣以任丘同鄉共鎮甘甯,被時人贊爲“近代所少”[84]。二人積功多蔭,與嚴嵩冒功濫蔭實有不同,本無可厚非。但田氏一門嫡庶子孫盡占籍錦衣,以致天啓朝閹黨大奸錦衣都督田爾耕[85]晉身朝堂,蹂躏正人,也可視爲蔭敘制度的負面作用。

得蔭武職的文臣累增,或坐鎮邊陲、參預樞務而真有軍功;或純粹坐享推戴,故而魚龍混雜期間于是有朝臣秉持军功原则,对大臣得荫资质提出质疑。万历朝都察院御史朱凤翔就曾指责史际、凌云翼“冒功当革”,但时人沈德符却认为两家之荫非过,只是因为得荫升职的凌子超、史继书两錦衣衛指挥佥事“俱为故相江陵客,不免剪抑太过”[86]。萬曆十三年(1585),宣、大总督郑雒因“阅视叙劳”被授“太子少傅,荫一子錦衣衛百户”,对此刑科左给事中王继先提出意见:

 

今邊圉無事,諸臣謹守筦鑰,修理微勞,亦其職分。即使城隍盡濬,墩堡盡修,以視血戰當錄者萬萬不侔,而況其未必然乎?皇上嘉諸臣之功,不過曰整理邊務,效有勞績,如是而已,而遽以邀延世之賞,如持左券,歲複一歲,在邊臣視爲應得,而何有于激勸之實。[87]

 

可见大量的荫叙使得军功荫子与推恩冒滥的界限有所模糊,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文臣荫子武职作为特异褒奖的意义。但相比内臣、勋戚、边帅推恩无常,动辄一门荫入錦衣衛,文臣荫子武职毕竟是以大臣勋劳尤其是以军事功劳为主要荫授原则的高规格褒奖机制。其间冒滥间出,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传统皇权体制“生杀予夺在一人”的特点。

值得指出的是,明代中后期兵事频仍,朝廷有必要以荫子锦衣之制激励在边督抚和机要大臣;而錦衣衛非一般军职衙门,铨任其中附带的诸多利益也使文臣子弟乐于就荫。但也有少数大臣出于各种理由,尤其是对武职的某些偏见而不乐其子弟混入行伍。万历朝辽东巡抚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顾秉谦以平定女真功劳“录一子锦衣”,顾氏力辞曰:“上威德与诸将士力,我何功?且家世业儒,可复侵介士路耶!”于是皇帝定顾秉谦“仅升俸一级”[88]。萬曆朝內閣大學士申時行極力抵觸蔭子錦衣之制,自稱“我本書生起家,身後子孫通塞不可知,第還我窮秀才面目足矣,奈何變衣巾爲兜鍪,占籍行武,親死不喪,世世作健兒”[89]。萬曆十年(1582)“雲南獻俘”,朝廷加申時行“少師,進中極殿,蔭子錦衣”,時行力辭,“僅進一階,改世蔭爲尚寶丞”。申氏此舉有“自後柄地以軍功辭世蔭者,自公始也”[90]之時譽。

(二)、“文臣蔭武”的规范化及对“文臣封爵”的补充

文臣蔭子武職作爲特殊事例法的性質長期存在,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如萬曆五年(1577),兵部尚书谭纶死,其子监生谭河图“将父生前军功比例乞荫”,兵部查得谭纶履历勋劳后,提出“比照先臣余子俊荫一子錦衣衛百户世袭”之例给荫,神宗准之[91]。但随着文臣蔭武职的常态化执行,其制度化特征亦不断凸显。所以从某种意义而言,累增的冒滥推恩作为一种制度震荡,尚有推动文臣荫子武职制度化进程的作用。

關于文、武大臣軍功蔭子武職並世襲的具體條件、流程,據萬曆《大明會典》:

 

凡恩蔭世襲,文、武大臣及總兵參遊以下將領剿賊,如遇大敵,能運謀設伏,沖鋒陷陣,建立奇功者,撫按分巡官覈實具奏,兵部題奉,欽依升職蔭子,有世襲字樣者俱准襲。[92]

    

此條首次明確了文臣恩蔭武職的軍功原則,並開列上報的審核程序。由于該法令不見于正德《大明會典》中,應系嘉靖朝以後漸成之例。一些史料中透露了更加量化具體的蔭子武職的戰功准則,如焦竑所撰萬曆朝遼東巡撫顧秉謙《神道碑》中有一次戰役“首虜功數百,錄一子錦衣”[93]的记载,据《錦衣衛选簿》,辽东巡抚张学颜因万历三年(1575)擒获“酋首王杲,斩首一千一百四颗”而“荫一子錦衣衛世袭百户”[94]。而累功加蔭與考滿制度的結合,使文臣蔭子武職的制度階序性增強。萬曆五年(1577),吳兌以廵撫宣府都禦史考滿,“蔭其子有孚爲國子生”[95]。后吴兑“总督边务有功劳”,吴有孚改授錦衣衛世袭百戶。此後吳兌又連續積功加蔭,吳有孚進而因“遼東獲捷功升世襲一級”,再因“薊遼閱視功”而“授正千戶”[96]。指揮重大戰爭勝利而功勳卓著者可越過累功加蔭的過程,直接蔭子指揮使一級的高官,例如援朝抗倭战争胜利后,神宗“以东征功成,大赉文武诸臣,总督邢玠加太子太保,荫一子世錦衣衛指挥佥事”[97];平定“播乱”后,又以“开疆展图”功勋荫巡抚贵州兵部尚书郭子章一子錦衣衛指挥佥事世袭[98]。關于恩蔭武職子孫承襲次序,萬曆十二年(1584)題准:

 

大臣恩蔭武職,必須世嫡或嫡長子孫別有職事,方許次房借蔭。次房亦有職事,方及再次,待後身終及應替日,仍還嫡長子孫世襲。若一家二蔭或原有世職,則以職大小爲序,職大者與長房,次者與次房。[99]

 

此令旨在避免大臣家族內部因承襲蔭職而起爭端。移蔭的具體事例如隆慶五年(1571),山西总督太子太保兵部尚书王崇古奏称“先以陕西三边军功蒙荫长孙王之桢,今蒙圣恩荫一子錦衣衛世袭正千户,其原荫国子生请移次孙之乾”,吏部查验后请准王氏“移次孙补荫”之奏,获皇帝批准[100]。另有萬曆朝大臣梁夢龍任戶部侍郎時三年考滿,蔭長子國子生,後梁以兵部尚書立邊功蔭子錦衣,長子承蔭,移原蔭國子生與次子[101]等等。

除了制度運行程序不斷規範化外,蔭子武職作爲高級政治褒獎的特性也得以鞏固,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職大者與長房,次者與次房”的規定使得恩蔭武職例爲嫡長子孫承襲,蔭子監生等優待作爲次級蔭敘爲幼支子孫承領,名實相符地突出了蔭子武職的優越特性。其二,大凡集體授升賞時,得蔭武職的文臣都是功高而處于受賞階序前列者。如萬曆二十一年(1593)平宁夏哱拜,《明神宗实录》中单独开列经略叶梦熊、廵抚朱正色、监军梅国桢及总兵李如松、萧如薰等俱“荫一子錦衣衛指挥同知等官世袭”,而其余官员只云“各升赏有差”[102]。其三,文官長期履邊,獲得各類升遷、嘉獎後方得蔭子武職的事例仍舊存在,蔭子武職相較其他褒獎更顯尊崇。如自萬曆六年(1578)始,兵部右侍郎梁夢龍先以“右都禦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遼、保定”,後在鎮逾年,“就任加兵部尚书”,又因修筑边墙功“加太子太保”,一品三年考满后,方“荫子至錦衣衛百户世袭”,同时“赐白金文绮,间以飞鱼坐蟒”,累积荣宠被誉为“近代边臣未有”[103]

明代異姓軍功爵位只有公、侯、伯三等,相比中國傳統的“五等爵”已屬缺制。而自明代開國伊始,絕大多數勳爵即由武將受封,文臣得封爵者屈指可數。明代中後期雖邊事叠起,文臣督、撫多親曆疆場,但勳爵冊封卻又趨于停滯。朝廷視封爵爲重典固然不錯,但過度地吝惜爵賞,反而會使得大臣喪失爲國效忠的進取心。對此,複社名士陳子龍提出恢複“五等爵”以振奮軍心:

 

今天下奮智亡身,趨功名,爲天子去所惡,則莫若輕封爵矣。……今天下之患,人輕上位而意無求進。聖王設所慕以系其心,以其事異而名重也。夫爵,權物也,濫則重之,以示有尊也;曠則輕之,以示能臻也。……今莫若複子、爵爲五等,而余悉去不置,明等危、汰冗雜也。[104]

 

然而明代國家大政多系朱元璋以“祖制”名義構建,僵化不可變通。在這種情況下,制度化的文臣蔭子武臣由于有軍功推戴、子孫世襲的性質,在一定意義上代替了文臣封爵的政治功效與政治意義,成爲朝廷酬答功勳文臣的重要形式。這種制度的關聯性雖然沒有開列于典制,卻爲時人默認共識。如前文所述,早在弘治朝于謙子于冕題請再蔭于謙後代武職時,就並列援引前朝兵部尚書王骥封伯與兵部尚書馬昂、白圭、程信、余子俊等蔭子錦衣之事例,作爲乞請理由[105]。類似的將蔭子武職比附爲“次級”封爵或“准封爵”制度的觀點在明代中後期廣泛流行,如沈德符在編撰《萬曆野獲編》時,就把有關文臣蔭子武職《世官》[106]條及《補蔭》[107]條納入《勳戚》卷中。明代公、私文案典籍中徑稱文臣蔭子武職爲“延世之賞”[108]、“延世金吾”[109]也是比附公侯伯“世爵”稱謂而來。嘉靖初年,廷議王守仁封爵事宜,群臣上奏雲:

 

夫封爵之典,論功有六:曰開國,曰靖難,曰禦胡,曰平番,曰征蠻,曰擒反;而守臣死綏,兵樞宣猷,督府剿寇,鹹不與焉。蓋六功者,關社稷之重輕,系四方之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足報之。至于死綏、宣猷、剿寇,則皆一身一時之事,以錦衣之蔭則可,概欲剖符,則未可也。[110]

 

军功大者封爵,军功小者荫子锦衣,可谓是点明了“荫武”与“封爵”间存在的制度关联性与补充性。嘉靖初年,兵科给事中夏言等奉命查勘前朝武职冒滥状况后奏报,其奏疏中先论洪武“开国”、永乐“靖难”公、侯、伯册封情况,表前朝“慎重名器”之意,紧接其下陈述錦衣衛职官“额设”职官名目,并痛陈“自正统后,貴妃、尚主、公侯、中貴子弟多寄祿衛中,遞進用事”,及“正德間,奄宦擅權,貴倖子弟以奏帶冒銜錦衣者尤多”[111]的弊政,甚至隱然有將勳、戚、文、武、內各類大臣的蔭子錦衣都比附爲封爵之意,可見蔭子錦衣在明代政治褒獎機制中的地位作用。

 

     三、“文臣蔭武”制度与文、武交往庇护關系的形成

 

如清初史家查繼佐所論,明代官場“自分缙紳、介胄兩途”[112],文官铨選以科舉爲基礎,武官铨選以世襲爲基礎,所謂“國家所以駕馭文武者,惟擢用與承襲而已”[113]。武官集团主要由明初军将的子孙后代构成,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身份性世袭社群。而文臣子弟一但荫入錦衣衛世袭,就意味着这支子孙世代占籍右列。这种现象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明代武官群体的内部封闭性,改善了錦衣衛武职人员结构。不少进入武职行列的文臣子弟继续保有原缙绅家族的阶级习性与社會交際網,同時通過婚娅、職務關系不斷漸染武士之風,成爲溝通缙紳與武職兩大政治社會群體的紐帶。

文臣蔭武子弟的这种社会媒介作用在明代中叶业已凸显。如弘治年间,吏部尚书姚夔子中书舍人姚吉甫曾倡导父辈中同榜进士而“通朝籍,居京师者”举行联谊活动,引得在京官宦缙绅子弟唱和交游,有“四十年通家之谊蔼然如昨日”之盛况。参与集会者多是文职士绅,而因父荫入武职的兵部尚书白圭子錦衣衛千户白镔、巡抚李秉子錦衣衛百户李靖也欣然参与[114]。再如明代七朝老臣吏部尚書王翺蔭一子王竚爲錦衣軍職,王竚長女“適天津左衛指揮黃溥”,次女“適國學生楊镗”,孫女五人中“長適馬溥、次適錦衣千戶韋綱,次適錦衣指揮張禹之子,其次適錦衣千戶趙輗之子,其次適騰骧衛指揮夏銘之子疄等”[115]

至晚明时期,铨入錦衣衛的文臣子弟凭借自身跨越“文”、“武”的特殊政治文化背景及资源,在社会交往的基础上构建出一套政治庇护關系,保障自身及家族利益的長存。

这一方面表现为文荫子弟藉自身特有优势,逐步掌控了錦衣衛的权力。《明史》论及錦衣衛升职之途有四,乃“勋卫、任子、科目、功升”[116],其中任子、科目無疑是文臣子弟升遷良途,武舉科考更是缙紳出生者所擅長。萬曆朝兵部尚書郭子章孫郭承昊即因接連承祖父兩次軍功推蔭,再于萬曆三十七年(1609)“中式本省武舉鄉試”,得以在天啓五年(1625)憑指揮佥事之職升“南鎮撫司佥書”。至崇祯十一年(1638),郭承昊终任錦衣衛掌卫[117]。即便“功升”一途非爲征戰軍功,實指刑偵審訊,“惟緝不軌者當之”[118],而文臣子弟谙习文牍,也具优势。自明代中叶始,錦衣衛堂上官即实行推选考察制度。至嘉靖朝,兵部从各指挥使一级官员中推选将才授予“掌印”、“佥书”之差遣以掌錦衣衛事,并五年一次军政考选以定升黜的机制逐步确立。掌錦衣衛印者多累升至五府都督一级[119],常被称呼为锦衣大帅。文臣子弟出身的锦衣军官自幼游走公卿之间,晋升到一定程度,更易获得推举、回护以秉大权。据《万历野获编》,明代祖制錦衣衛荫叙子孙“不掌本卫大堂印”,且万历朝以前“公卿大臣尚视金吾为粗官,胄子自爱亦不羡缇骑之长”,錦衣衛掌印官由文臣荫叙者充任,始于万历初年刘守有[120]。劉能夠升遷掌權,與其身份背景密不可分。劉守有系萬曆朝兵部尚書劉天和之蔭孫,名臣梅國桢之中表兄弟,與“江陵、吳門二相相暱”[121],又時時交遊王世貞兄弟“日相與徴逐詩酒之社”[122]。守有因张居正“牙爪”的關系而被“特擢之”以“掌卫印”,俟“江陵败”后,“复与政府及厂珰张鲸交结用事,赫濯者几二十年,卒以善去”[123]。其時,文臣蔭子錦衣官爲公卿仕宦往來庇護者尚多。如淩子超、史繼書“俱爲故相江陵客”[124],史繼書還與王世貞兄弟“相善,亦時時稱許”[125]。故兵部尚書張學顔孫蔭錦衣指揮張懋忠在萬曆朝軍政考選中不利,但因其有“負才藝,交名流,故司馬孫也”之名,公卿大臣“競出全力救之”[126]。据《万历野获编》所论,錦衣衛自刘守有掌卫印管事后,“世家子孙,求绾卫篆,如登碧落”,以至“明攻暗击,蔑人闺门”[127]。《万历野获编》进一步列举了晚明阶段錦衣衛内部文荫子弟纷纷崛起,兵将校尉、内臣弟侄渐趋边缘化的状况:

 

以余所見,如許忠節之後名茂橓者,孫忠烈之後名如津者,皆以地位逼近次當掌印,而終不得,憤恨如不欲生,他無賴者又無論矣。最後則王襄毅(崇古)孫(之祯)擅衛十余年,窮極貪狡,與同列周尚書(詠)之子(嘉慶)爭權,起大獄,幾族滅之,爲天下切齒。然則錦衣固蛇虺之窟。祖制不欲清流握柄,意深遠矣。余見二三缇帥談金吾近例,以從列校奮者爲賤隸,即貴至極品,不許南司理事,況登大堂。又稱中貴子北蔭者,爲傳升官,視同唐之斜封墨敕,禁不使大用。[128]

 

有学者钩沉刘守有家世,发现刘守有之后,其孙刘承禧,其曾孙刘侨继续两代世袭錦衣衛官,皆升至都督一级并掌卫事[129]。刘氏之外,兵部尚書吳兌孙吴孟明、兵部尚书郭子章孙郭承昊、兵部尚书田乐子田尔耕,都是天启、崇祯时期显赫一时的锦衣大帅。基于錦衣衛司法职能的特殊性及文荫子弟的自身优势,明代甚至有人提指出“锦衣用人之法政,与司马门推择材官不相类也。以其介而仗立丹陛下,与执法笔簮之士大夫共对,故而錦衣掌印大帥“惟儒而後能當此任”[130]的理論。

另一方面,任职錦衣衛的儒臣子弟致力于改善錦衣衛的行事作风,调护缙绅士大夫,进而巩固、扩展他们在文臣群体中的影响力。刘守有即有“士大夫与往还,狱急时,颇赖其力”[131]之佳名,王錫爵盛赞其“典握禁兵,用儒饰將,府中不闻急步疾呼,盖江陵之威焰得翁调剂者多矣”[132]。從王世懋與劉守有往來書信中,可見守有雖居高位握實權,但禮賢下士,與人相惜之態:

 

門下提禁旅,與元相對,侍楓宸,權寵赫熠,震動人耳目。而世懋關隴一外吏,又複棄去,掩關爲道民,揺首畏事,不敢出口道京師。其于蹤迹徑庭,奚啻萬裏。然論此心于形骸外,又何同也。[133]

 

而據《萬曆野獲編》所載轶聞,劉守有“好文下士”,其表親梅國桢“每遊京師,辄以羽林衛士給之,因得縱遊狎邪,如杜牧之危淮南書記時”[134]。梅國桢自有《詩中秋戲簡劉子大司隸》證之:

 

西風元不到青樓,日暮歡聲徹曉愁。花裏亦能留上客,尊前別自有中秋。雙雙蟬鬓行相逐,處處鸾笙醉未休。爲問朝回千萬騎,如何此夕踏歌遊。[135]

 

在天啓朝激烈的黨派政治鬥爭中,更有原兵部尚書張學顔蔭孫錦衣帥張懋忠與東林黨士大夫相合,抗擊閹黨,被崔呈秀打入《東林朋黨錄》[136]

刘守有等人借助私人關系扩张权力之态已遭人侧目,然而,严嵩荫子锦衣曾孙严云从在南明永历朝的事迹更是充分反应出这种庇护關系的扭曲畸变形态,尤其值得关注。据王夫之《永历实录》载,严云从崇祯朝“以武进士历官参将”。当永历帝即位,严氏“依附拥戴,擢錦衣衛指挥使,加都督同知”。此后,严云从又与军阀马吉翔、郭承昊党比,“事刘承胤为外援,承胤为奏封清江伯”[137]嚴雲叢其人“碌碌充位”,基本上對永曆朝局毫無貢獻,惟與佞幸軍帥縱奢享樂爲好。據史載,當時“馬吉翔首爲導谀,修鹵簿,備法駕;戚畹王維恭、債帥侯性、嚴雲從辄矜豪侈;李元胤以將家子官環衛,軍中故有樂部,吉翔與諸戚弁日酣歌縱飲,卿貳台省稍相師師,中夜炬燭相望,識者爲之寒心”[138]

严云从以奸邪之后藏身,又不断于乱世中投机钻营,冒滥得爵,亦可称奇。通观云从履历不难看出,其“文”、“儒”的身份认同及文化意识基本不存,“武”的身份认同逐渐增强,行为模式上频繁呈现“奸”、“赖”等明末腐败军官的惯有特征,这种文臣蔭武子弟多元身份的单向化畸变姑且可称为“武职化”,而所谓“武职化”的倾向在天启朝阉党都督田尔耕及严云丛同僚郭承昊身上也有所体现,绝非偶然现象。文臣子弟出身的锦衣將官本以多元文化背景取得政治優勢,但在權閹一手遮天的天啓朝及軍將普遍強勢的南明诸朝,部分文臣蔭武子弟的双向身份认同自然会服从现实利益需求,向掌握实权者需要的“崇武”方向倾斜,进而渐染内婞、军阀群体腐化专横之风,在扭曲的政治庇護關系中尽露丑态。

 

                          結語

 

明代的文臣荫子武职制度作为一种特异军功褒奖荫叙构建于景泰年间。明代中期,军功受荫原则被较严格地执行,文臣蔭武的事例相对较少,但相关案例不断累积,形成一套特征明显、可被援引的初级事例法,以“军功得荫”、“铨注锦衣”及“规格尊隆”为主要特点。正德、嘉靖以降文臣夤缘冒滥而荫子军官的情形有所抬头,配合边事频仍的社会背景,阁臣、枢臣、抚臣、藩司等各级文臣多有得荫錦衣衛武职者,推恩、冒功间杂其中,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文臣蔭武特异褒奖的性质。但与此同时,累增的事例也推动了文臣蔭武制度化的进程。最终,该制度没有在冒滥的冲击下彻底腐朽,而是经过震荡,逐步成为整个文臣荫叙体系中的最高级别,并隐然形成对“文臣封爵”制度的补充,成为皇权驾驭臣僚的一项有效手段。从社会层面而言,文臣荫子武职制度使大批浸染文风的缙绅子弟流入世袭武官队伍,对打破明代身份性职役管控、改善錦衣衛指挥人员结构、促进社群阶层流动起到一定作用。錦衣衛中的文臣子弟作为跨文化枢纽群体,游走于文臣、武将之间,其借助身份优势构建庇护并扩展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威的现象尤其瞩目。但作为世袭优待的文臣荫子武职制度本身极易滋生腐败,“文臣蔭武”子弟依靠特权构建的政治庇護關系随时可能呈现恶劣扭曲的状态,南明永历朝佞臣严云丛即是鲜明一例。

 

 

 

 

 

 



[1] 相關研究見榮甯:《試論明代恩蔭制度》,《青海社會科學》2000 年第6 期;郭培貴:《明代文官蔭敘制度考論》,《曆史研究》2005年第2期。郭文尤有爬梳糾錯之貢獻,但在一些論述上亦可商榷。

[2] 明末複社名士陳子龍有“蓋文、武二途”之分離,“莫甚于昭代”的論斷。見[]陳子龍:《陳子龍全集》《陳忠裕全集》卷二三《儲將才》,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727頁。

[3] 郭培貴:《明代文官蔭敘制度考論》。

[4] 《明史》卷一四八《楊榮傳》,中華書局1974年標校本,第4141頁。

[5] 例如“土木之变”中护驾有功的錦衣衛指挥袁彬子孙世袭都指挥佥事之事。见梁志胜:《明代卫所武官制度研究》第三章《卫所武官集团的形成》第二节《卫所武官的基本构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頁。

[6] []尹直:《謇齋瑣綴錄》六,載[]鄧士龍輯:《國朝典故》卷五八,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8頁。

[7] 《明憲宗實錄》卷一六五,成化十三年四月甲子,台北“中研究”院史語所1962年校勘影印本,第2994頁。

[8] 楊榮原籍福建建安。見《明史》卷一四八《楊榮傳》,第4138頁。

[9] []江銕:《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谥文敏楊公行實》,載[]楊榮:《文敏集·附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4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19頁。

[10] []江銕:《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谥文敏楊公行實》,載[]楊榮:《文敏集·附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40冊,第418頁。

[11] 《明英宗實錄》卷六九,正統五年七月壬寅,第1332頁。

[12](弘治)《八閩通志》卷三二《秩官·曆官·建甯府·國朝·武職》,《福建地方志叢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72頁。

[13] 《英宗實錄》卷一八五,廢帝郕戾王附錄第十三,正統十四年十一月丙午,第3707頁。

[14] 方志遠:《“冠帶榮身”與明代國家動員——以正統至天順年間赈災助饷爲中心》,《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12期。

[15] 郭培貴:《明代文官蔭敘制度考論》。

[16] 《明仁宗實錄》卷七下,洪熙元年二月丁巳,第237頁。

[17]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九《皇明異典述四·文臣改武》,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61頁。

[18] 《明英宗實錄》卷一九五,廢帝郕戾王附錄第十三,景泰元年八月乙酉,第4126

[19] 《明英宗實錄》卷二〇六,廢帝郕戾王附錄第二十四,景泰二年七月癸卯,第4417頁。

[20] 《明英宗實錄》卷二四三,廢帝郕戾王附錄附錄第六十一,景泰五年七月丙寅,第5288-5289頁。

[21] 《英宗實錄》卷二四六,廢帝郕戾王附錄附錄第六十四,景泰五年十月戊戌,第5343頁。

[22] 《明史》卷一七二《楊甯傳》,第4582頁。

[23] 《明史》卷一五二《儀智傳》,第4189頁。

[24] 《明英宗實錄》卷二三八,廢帝郕戾王附錄附錄第五十六,景泰五年二月辛醜,第5189-5190

[25] 《英宗實錄》卷二四九,廢帝郕戾王附錄附錄第六十七,景泰六年正月壬子,第5388頁。

[26] 郭培貴:《明代文官蔭敘制度考論》。

[27] 《明憲宗實錄》卷二〇二,成化十六年四月甲寅,第3539-3540頁;《明孝宗实录》卷八五,弘治七年二月戊寅,第1590頁。

[28]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八〇《賞功考下》,第1530頁。

[29] (正德)《大明會典》卷一〇六《兵部一·武選清吏司·襲職替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1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頁。

[30] 郭培貴:《明代文官蔭敘制度考論》。

[31] []戴金編:《皇明條法事類纂》卷七《吏部類·文職奮勇殺賊沒于戰陣者本身褒贈行取子男或弟姪一人入監讀書錄用例》,楊一凡、劉海年主編:《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編第四冊,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92-295頁。

[32] (正德)《大明會典》卷八《吏部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1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頁。

[33] 《明憲宗實錄》卷二〇三,成化十六年五月辛醜,3557頁。

[34] (嘉靖)《河間府志》卷二三《人物志·仕籍》,第1263頁。

[35]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八《內閣·宰相世賞金吾》,第216頁。

[36] []王世貞:《錦衣志》,《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749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16頁。

[37] 《明史》卷七六《职官志五·錦衣衛》,第1862頁。

[38] 《兵部武選司條例》,《天一閣藏明代政書珍本叢刊》第十四冊,線裝書局2010年影印本,第248頁。

[39] 《明史》卷九五《刑法志三》,第2339頁。

[40]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九《皇明異典敘四》,第160頁;《明史》卷一七〇《于谦传》,第4551頁。

[41] 《左軍都督府爲于允忠乞恩繼絕疏》,[]丁丙編:《于公祠墓錄》卷三,光緒九年丁氏嘉惠堂刊《武林掌故叢編》,原書頁18-19

[42] 《左軍都督府爲于允忠乞恩繼絕疏》,[]丁丙編:《于公祠墓錄》卷三,原书页19-22

[43]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一二《邊功加恩內閣》,220頁。

[44]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一二《邊功加恩內閣》,220頁。

[45]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一二《皇明異典敘七·邊功加恩內閣》,221頁。

[46] 《明武宗實錄》卷一四六,正德十二年二月甲戌,第2861-2862頁。

[47] 《明武宗實錄》卷一四六,正德十二年二月甲戌,第2863頁。

[48] 《明武宗實錄》卷一六四,正德十三年七月己亥,第3152-3153頁。

[49] 《明武宗實錄》卷一六四,正德十三年七月壬寅,第3159頁。

[50]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八《皇明異典敘三·文職世文蔭》,第138頁。

[51] 《明世宗實錄》卷二一四,嘉靖十七年七月癸巳,第4396-4397頁。

[52] []楊一清:《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谥文正李公東陽墓志銘》,[]李東陽:《李東陽集》《附錄一》,《湖湘文庫》,嶽麓書社2008年版,第1538頁。

[53] []錢洪德:《王陽明年譜》,載[]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三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382頁。

[54] []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一一《別錄三·升蔭謝恩疏》,第431頁。

[55]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五《勳戚·世官》,第144頁。

[56]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八《內閣·宰相世賞金吾》,第216-217頁。

[57] 《錦衣衛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49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影印本,第188頁。

[58] []楊博:《楊襄毅公本兵疏議》卷三《覆宣大薊遼等處總督尚書許論等獻捷升賞疏》,《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47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頁。

[59] []楊博:《楊襄毅公本兵疏議》卷三《議蘇松兵備參政任環等軍功升賞疏》,《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477冊,第153-154頁。

[60] []徐階:《世經堂集》卷一七《明故整饬蘇松兵備山東布政司右參政兼副使贈光祿寺卿複菴任公墓志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79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733頁。

[61] 《錦衣衛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49冊,第87-88頁。

[62] 《錦衣衛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49冊,第175頁。

[63] 《錦衣衛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49冊,第188頁。

[64] 《錦衣衛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49冊,第207頁。

[65] 《錦衣衛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49冊,第208頁。

[66] 《錦衣衛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49冊,第209頁。

[67] 《錦衣衛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49冊,第274頁。

[68] 《錦衣衛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49冊,第338頁。

[69] []孫升:《伯兄孫都督佥事堪行狀》,[]焦竑輯:《國朝獻徵錄》卷一〇八《都督府三·都督佥事》,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第114冊,台北明文書局1991年版,第560-561頁。

[70]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五《勳戚·補蔭》,第145頁;[]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一《禁衛·史金吾》,第537頁。

[71] 与前文所论成化朝复荫原兵部尚书于谦孙辈武职及兵部尚书王越封威宁伯爵后滥荫、升子三人錦衣衛武官不同,此系较为常规化的文臣荫子武职多人。

[72] []楊繼盛:《早誅奸險巧倿賊臣疏》,[]陳子龍輯:《明經世文編》卷二九三《楊椒山集》,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088頁。

[73] 《明世宗實錄》卷三九三,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庚子,第6908頁。

[74] []周冕:《究正輔臣冒濫軍功疏》,載[]賈三近輯:《皇明兩朝疏抄》卷二〇,《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46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19-720頁。 

[75] []王世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卷四《严嵩》,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67頁。

[76] 張顯清:《嚴嵩傳》第二十章《“小丞相”嚴世蕃》第一節《代父票旨》,黃山書社1992年版,第320頁。

[77] []王世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卷四《严嵩》,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2冊,第467頁。

[78] 《明神宗實錄》卷二九〇,萬曆二十三年十月甲子,第5379頁。

[79] 《明神宗實錄》卷二九四,萬曆二十四年二月癸醜,第54655467頁。

[80] 《明神宗實錄》卷三三三,萬曆二十七年四月庚申,第6161頁。

[81] 《明神宗實錄》卷三六九,萬曆三十年二月辛亥,第6914-6915頁。

[82] 《明神宗實錄》卷三八三,萬曆三十一年四月丁酉,第7209頁。

[83] 《明神宗實錄》卷四一〇,萬曆三十三年六月己酉,第7650頁。

[84]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二《督撫·任丘大僚》,第563-564頁。

[85] 據《明史》,田爾耕爲“兵部尚書樂孫也”。但依照《明神宗實錄》卷三三八記載,“兵部尚書田樂家任丘,播酋楊朝棟遣人密投賄揭,樂子爾耕捕其人”,爾耕實乃天樂子。對照《明實錄》中田樂另有子田爾樹的記載,“爾耕”、“爾樹”同輩範字一致,《明史》之說應爲誤。見《明史》卷三〇六《閹黨傳·田爾耕傳》,第7872頁;《明神宗实录》卷三三八,万历二十七年八月乙酉,第6263頁。

[86]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五《勳戚·補蔭》,第145頁。

[87] 《明神宗實錄》卷一六六,萬曆十三年九月庚申,第3018頁。

[88] []焦竑:《澹然集·續集》卷一一《神道碑·資德大夫都察院右都禦史兼兵部左侍郎贈兵部尚書沖菴顧公暨配淑人李氏神道碑》,《理學叢刊》,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959頁。

[89]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五《勳戚·世官》,第143頁。

[90] []焦竑:《澹然集·續集》卷一一《神道碑·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太師谥文定申公神道碑》,第965頁。

[91] 《錦衣衛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49冊,第207頁。

[92] (萬曆《大明會典》卷一二〇《兵部三·铨選三·武職襲替》,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623頁。

[93] []焦竑:《澹園集·續集》卷一一《神道碑·資德大夫都察院右都禦史兼兵部左侍郎贈兵部尚書沖菴顧公暨配淑人李氏神道碑》,第959頁。

[94] 《錦衣衛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49冊,第209頁。

[95] 《明神宗實錄》卷五九,萬曆五年二月庚午,第1358頁。

[96] 《錦衣衛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49冊,第175頁。

[97] 《明神宗實錄》卷三三九,萬曆二十七年九月乙卯,第6288頁。

[98] 《錦衣衛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49冊,第87頁。

[99] (萬曆《大明會典》卷一二〇《兵部三·铨選三·武職襲替》,第623頁。

[100] []李默:《吏部執掌》《驗封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58冊,齊魯書社1996年版,第216頁。

[101] []趙南星:《趙忠毅公文集》卷一〇《賀梁文學在宥補蔭序》,《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68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67頁。

[102] 《明神宗實錄》卷二五九,萬曆二十一年四月丁亥,第4803頁。

[103] []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二八《墓志銘·明柱國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谥貞敏梁公墓志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9-1050頁。

[104] []陳子龍:《陳子龍全集》《陳忠裕公全集》卷二二《五等諸侯論》,第707頁。

[105] 《左軍都督府爲于允忠乞恩繼絕疏》,[]丁丙編:《于公祠墓錄》卷三,光緒九年丁氏嘉惠堂刊《武林掌故叢編》,原書頁18-19

[106]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五《勳戚·世官》,第143-144頁。

[107]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五《勳戚·補蔭》,第145頁。

[108] 《明神宗實錄》卷一六六,萬曆十三年九月庚申,第3018頁。

[109]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一七《兵部·文士論兵》,第145頁。

[110] []錢洪德:《王陽明年譜附錄一》,[]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三六,第1497頁。

[111]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六三《錦衣衛》,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3-1224頁。

[112] []查繼佐:《罪惟錄》卷二〇《兵制總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883頁。

[113] []黃瑜:《雙槐歲鈔》卷三《駕馭文武》,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53頁。

[114]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二五《贈中書舍人姚君歸省詩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52冊,第438-439頁。

[115]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四六《恭人鄭氏墓志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53冊,第122頁。

[116] 《明史》卷九五《刑法志三》,第2339頁。

[117] 《錦衣衛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49冊,第87-88頁。

[118] 《明史》卷九五《刑法志三》,第2339頁。

[119] 《兵部武选司》,《天一阁藏明代政书珍本丛刊》第十四冊,第335-339頁;(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一九《兵部二·铨选二·考选》,第616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一《禁卫·錦衣衛》,第532頁。

[120]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一《禁衛·世錦衣掌衛印》,第536頁。

[121]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一七《兵部·梅客生司馬》,第449頁。

[122] []王世貞:《弇州续稿》卷一四〇《文部·亡弟中顺大夫太常少卿敬美行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頁。

[123]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一《禁衛·世錦衣掌衛印》,第536頁。

[124]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五《勳戚·補蔭》,第145頁。

[125]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一《禁衛·史金吾》,第537頁。

[126]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一《禁衛·錦衣官考軍政》,第537頁。

[127]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一《禁衛·世錦衣掌衛印》,第536頁。

[128]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一《禁衛·世錦衣掌衛印》,第536頁。“许忠节”即“宁王之乱”中蒙难以荫子锦衣的原江西副使许逵;“孙忠烈”即同因荫子的原江西廵抚右副都御史孙燧。

[129] 胡小偉:《〈金瓶梅〉全本早期收藏者“劉金吾”考》,《文學遺産》1992年第1期。

[130] []張鼐:《寶日堂初集》卷九《賀史金吾晉秩序》,《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76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28頁。

[131] 《明史》卷九五《刑法志三》,第2339頁。

[132] []王錫爵:《王文肃公集》卷一四《书·刘守有锦衣》,《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331頁。

[133] []王世懋:《王奉常集》卷四一《文部·与刘金吾》,《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33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617頁。

[134]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一七《兵部·梅客生司馬》,第449頁。梅文武兼才,倜傥任侠,为晚明名臣。万历朝以监军道指挥平定宁夏叛乱,后任宣大总督,累升兵部尚书。

[135] []梅國桢:《梅國桢集》卷四《詩中秋戲簡劉子大司隸》,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頁。

[136] 《東林黨人榜》,[]钱人麟辑:《东林别乘》,广东省中山圖書館藏。

[137] []王夫之:《永曆實錄》卷二四《佞幸列傳·嚴雲從》,嶽麓書社2011年版,第546頁。另王夫之错将严云丛记为“严世蕃之曾孙”。按照江西分宜《介桥严氏族谱》记载严氏世系为:十五世工部左侍郎严世蕃→十六世錦衣衛都指挥使严绍庭→十七世严云从。见《介桥严氏族谱》(轉引自嚴曰文:《嚴嵩在分宜》,《嚴嵩與明代政治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138] []王夫之:《永曆實錄》卷一七《晏黃二劉列傳》,第4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