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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滇撫贊理軍務兼銜與奪考——兼論雲南軍政結構的演化

发布日期:2018-12-28 原文刊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秦博

 

提 要:明代雲南巡撫贊理軍務兼職與奪的背後,是巡撫與沐氏總兵之間複雜的權力消長關系。明代中期,朝廷一方面不斷強化巡撫的軍政職權以遏制勳貴世鎮的弊病;另一方面又長期不授予巡撫贊理軍務的兼銜,以凸顯沐氏總兵的特殊地位。至嘉靖朝,沐氏多名子孫沖齡莅政,世鎮體制出現危機,于是朝廷正式加滇撫贊理軍務銜以穩定邊陲。此後因黔國公爭權,巡撫建制又有所反複。但相較貴族世襲,官僚體制的優越性更加明顯,巡撫在一定程度上逐步取代了黔國公的軍政職能,沐氏世鎮反而日趨癱瘓,僅作爲一種皇權的象征而維持。

 

關鍵詞:雲南巡撫  贊理軍務  沐氏世鎮  貴族與官僚

 

已有的对明代雲南巡撫及云南巡、镇关系的研究都忽略了一个关键的制度流变环节,即嘉靖、隆庆之间滇抚兼领贊理軍務职衔的授予、罢黜与再授予。[1]这一问题看似无足轻重,实则反映了明代云南一省军政结构的转变,即沐氏世鎮作为具有貴族特色的武官鎮守制度[2]与文官巡抚之间相互抵牾的过程。为揭示这一演变脉络,本文將详细辨析各类记载矛盾的史料,钩沉滇抚贊理軍務兼职与夺的史实,探析巡抚与世袭贵族黔国公之间此消彼长的职权关系,从而进一步厘清明朝的治滇方略。

 

                      明中叶以前雲南巡撫体制的发展

 

    关于雲南巡撫建制,正德《云南志》所录周洪谟《巡抚都台碑记》有系统记载:

 

    (朝廷)每歲遣監察禦史相繼糾治,又命都察院都禦史一員,職專巡撫,總風憲之

綱領,典庶政之樞機,以肅百僚,以貞百庶。……稽其所自,始于永樂二年,遣禦史糾

治雲南,乃建察院于崇正門內。正統初,邊夷煽亂,朝廷敕都禦史武林鄭公巡撫其地,

乃改察院爲都台。久之,地方甯靖,召還京師,其廨宇遂爲鎮守內臣所寓。……成化十

八年,木邦不靖,兵部會多官議,乃敕都禦史程公宗等往其地撫谕。……尋留公巡撫其

地。時鎮守太監王公謂:“予所居即往昔鄭公視事之所。”乃謀諸同官覃公、總戎沐公,

宜複以爲巡撫官廳事。[3]

 

又天啓《滇志》另有詳盡梳理:

 

        巡抚都御史一,正统五年,始命都御史巡抚贊理軍務。寻罢。成化十二年,从内阁

商文毅公辂弭灾条议,复设巡抚。嘉靖间,加贊理軍務,寻又罢。隆庆四年,复加赞理

軍務,兼制建昌、畢節等處。萬曆十二年,加督川貴兵饷。三十八年,加兼制東川,或

尚書,或侍郎,或副都,或佥都,無專銜。[4]

 

不過,以上兩則史料中有關滇撫的緣起、發展模糊錯漏處甚多,需要進一步考論。

    第一,天启《滇志》有“正统五年,始命都御史巡抚贊理軍務”之说,此说沿袭了正德《云南志·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建制沿革》中“正統五年,命都察院都禦史巡撫”[5]的記載。循正德《雲南志》之說查《明英宗實錄》,正統五年(1440)六月,確有行在都察院佥都禦史丁璿被派至雲南料理糧草屯田,事關“軍機邊務”者,璿也可與沐氏總兵及三司官“議協而行”[6]。此後,朝廷還曾命丁氏兼“提督雲南官軍操練”,尋因“糧儲事特重”而複敕丁璿專督糧務。[7]丁璿在總督邊糧過程中,還一度奉敕核實軍功並處理地方司法案件,[8]甚至保舉雲南官員的升遷,[9]职权较为宽泛,然各种史料中均不见他领有“巡抚”或“贊理軍務”的记载。据此可知,丁氏是专门被派至云南处理麓川战役后勤工作的总督粮储官,由于职权特性,一定程度上可兼管地方行政事务与军事训练,这虽与后世巡抚相仿,但丁璿终究未领巡抚职衔,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巡抚。正是由于丁璿职事的特殊性,正德《云南志》的编纂者误以为丁璿就是首位雲南巡撫,而天启《滇志》在继承《云南志》说法的基础上,又將明代后期雲南巡撫所兼的“贊理軍務”一职冒冠于丁璿。与丁璿类似,平定麓川战役期间派驻云南专职粮草事务的大臣还有程富、焦宏等人,雷礼《国朝列卿纪》则明确將这类职官归类为“敕使云南”,而与“巡抚云南”相区别。[10]综上所述,丁璿的派驻只能视为雲南巡撫建制的一个制度渊源,不可认为他就是首位雲南巡撫。

第二,正統元年(1436),別有鄭辰以工部左侍郎身份短期巡撫雲南,其職責主要是糾彈布政、按察二司官員的不軌行爲,[11]即所謂“考察藩臬大臣”[12]。郑辰是《明实录》中见载的第一位领“雲南巡撫”差遣职务的大臣,但由于制度化程度尚低,其历史地位为后世所忽视。[13]嗣後雲南長期不設巡撫,以總督、參贊文臣專事戎務。直至成化十二年(1476),內閣大學士商辂奏請朝廷,“雲南與安南切近,蠻夷土官衙門易生事變,宜命吏部推選剛正有爲大員巡撫其地,庶可安靖地方”,憲宗于是改南京戶部左侍郎王恕爲都察院左副都禦史巡撫雲南。[14]朝廷改王恕爲都察院憲銜,無疑旨在賦予他更加名正言順的糾察權。據《王端毅公集》所錄王恕奏疏可知,他在彈劾力度上遠超前輩巡撫鄭辰,所指弊政囊括滇省軍政要務的諸多層面,尤其與當時肆意橫行的鎮守太監錢能爲難。[15]故恕在滇九月,有“種種功德,于滇甚厚”[16]的时赞。后人追述雲南巡撫建置时,亦有成化以前“未尝专设,专设,则始于三原王公”[17]的看法。无论郑臣抑或王恕,他们的巡抚职权皆属临时差遣,驻地时间短,且不直接管理行政、军事,但可以监督其他高级官僚,并通过监察权在一定程度上介入军民庶务,此即雲南巡撫的早期职权特征。

第三,正德《雲南志》所收禮部尚書周洪谟《巡撫都台碑記》雲:“正統初,邊夷煽亂,朝廷敕都禦史武林鄭公巡撫其地。”此記載頗有錯訛。所謂“武林鄭公”,系指浙江錢塘人鄭颙,[18]但據《明實錄》載,他實于正統十四年(1449)十一月方以雲南按察司副使代侯琎參贊總兵沐璘軍務,[19]絕非正統初年即有巡撫之任。所謂“參贊軍務”,是明前中期逐漸在邊區、軍伍中制度化派駐的文職官員,專職協助武臣總兵處理軍務。[20]據首任雲南參贊侯琎自言,正統七年(1442),朝廷以“麓賊平”,但“雲南遐荒,去京萬裏,百蠻雜處,叛服不常”,雖有“武臣鎮臨,特乏文臣以佐”,乃“敕兵部左侍郎侯琎、刑部右侍郎楊甯叠更參贊戎務”[21]。由此可知,雲南參贊職位在沐氏之下,但不排除其作爲流官,對沐氏總兵具有一定的監督、制衡作用。至景泰朝,時任參贊鄭颙與“三司相颉颃,難于議事”,故朝廷累升其爲大理少卿、都察院右佥都禦史等京職,仍理參贊之事。[22]《明實錄》中直至景泰六年(1455)三月,才出現“巡撫雲南右佥都禦史鄭颙”[23]的記錄,但未明確他加巡撫銜的時間及領巡撫的同時是否仍兼參贊軍務。又鄭颙任右佥都禦史時曾爲雲南總兵都督沐璘作《五華書屋記》[24],自云“尝辱参”沐璘“军事”,可知当时郑颙确已不再担任参赞,这是郑氏景泰末年实改任雲南巡撫的一例旁证。天顺元年(1457)二月,鄭氏轉爲福建按察副使,[25]可知從景泰六年至此的兩年內,他都以巡撫之職鎮雲南。[26]鄭颙之“巡撫”系由原“參贊”直接改任,故參贊軍務可視爲巡撫軍事職權的源頭。雷禮《國朝列卿紀》即將楊甯、侯琎以下諸參贊軍務事迹收錄于“巡撫雲南行實”篇目下,[27]是有其道理的。

綜上,正統初年至成化中,朝廷在雲南分派三類文職差遣,有負責督理糧草兼參議庶政、暫管操練的督糧官,有負責短期糾察地方吏治並在一定程度上介入軍政管理的巡撫,有長期協管總兵軍事的參贊。其中參贊軍務派駐頻次最繁且時間最長,巡撫體統最高,二者是雲南高級軍政文職的主要派遣形式。景泰、天順朝之交,有原雲南參贊軍務鄭颙轉領巡撫,體現出雲南參、巡之間密切的制度聯系。

 

           滇抚贊理軍務职衔与夺背后的抚、镇权力冲突

 

(一)雲南巡撫军事职权的扩展

自成化十六年(1480)吴诚巡抚云南始,巡抚官开始兼行政、军事、监察等职权于一身。这表明雲南巡撫、参赞二职渐趋合一,形成新的巡抚体制。成化十六年五月,宪宗以“云南近罢巡抚官,至是虑交人入寇”为由,敕巡抚湖广右副都御史吴诚巡抚云南,[28]初派時即以處置邊區防務爲要。吳誠在滇期間極力推動雲南荒政、鹽政的革新,[29]在執掌民事的同時,他還肩負著軍事職責,曾提請朝廷防範安南入寇,並奏請開設土官巡檢司。[30]若逐年翻检《明宪宗实录》所载吴诚履历,可知他在滇期间一直仅领巡抚衔,但《明实录》在吴诚去世后追述其生平时,却径言他“奉敕巡抚云南俱贊理軍務”[31]。“贊理軍務”即“参赞军务”之别称,但“贊理軍務”与“巡抚”职衔连用时,却有着超越参赞军务协从总兵处理军务的权力。明代中后期,文臣巡抚与提督、赞理等军政职衔的结合在全国范围内已非常普遍,边区若有挂印总兵派驻,其地的巡抚一般例加“贊理軍務”,仅是在名义上“稍逊总兵”[32],实乃一省军政总指挥,甚至可以节制总兵以下武职。然相关公文敕命中极少出现“巡抚”与“赞理”之间加“俱”字的情况,(万历)《大明会典》中所列当时巡抚结衔的正式模式一般为“巡抚某处地方贊理軍務”[33]。故《明宪宗实录》独言吴诚“巡抚云南俱贊理軍務”,旨在强调一种非正式性,应是为突出吴氏非真领赞理衔,但事实上管理兵政的情况。

自洪武朝始,朝廷即派遣沐氏家族世代以勋贵皇亲镇滇管军,旨在凸显皇权统治的威严。然而,这种带有贵族政治色彩的体制易形成专权,朝廷不能任其发展。故巡抚军事职权的扩展无疑是朝廷以官僚体制节制贵族专镇的结果。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天顺、成化年间,湖广、辽东、保定巡抚已有实兼贊理軍務的情况,[34]但据《巡抚都台碑记》及天启《滇志》记载,雲南巡撫直至嘉靖朝都未尝实领赞理。究其根源,是为了在名义上尊重沐氏总兵代天子专阃滇南的特殊地位。从这一点上来看,在明代中期“以文统武”军事体制日趋成熟的背景下,沐氏总兵依旧以勋胄身份维持了相对的尊荣,实为明初崇武、崇贵体制在云南特殊军政环境下的残留。

吴诚之后任雲南巡撫者也多效吴例,名义上不领贊理軍務之职,但一定程度上参预戎务。弘治、正德朝云南边事吃紧,巡抚开始直接调军作战。弘治十五年(1502)七月,巡撫陳金以雲南兵克貴州米魯“流賊”的進犯,[35]正德二年(1507),巡撫吳文度調兵征師宗州土民阿本叛亂。[36]可以說,巡撫此時已作爲全滇最高文職軍政長官,與黔國並立。

嘉靖十五年(1536),黔國公沐紹勳死,其長子沐朝輔襲爵,時年10歲,次子朝弼6歲。九年後,沐朝輔于弱冠之年暴死,其子沐融、鞏相繼襲爵又相繼夭折,期間由沐朝弼代鎮地方,至嘉靖三十三年(1554),朝弼正式襲黔國公爵。[37]在沐朝辅、朝弼兄弟子侄领爵的十余年内,沐氏总兵皆低龄不堪任,明廷为稳定西南边陲,进一步扩大雲南巡撫权限,不再刻意强调沐氏的贵族地位。沐朝辅初袭封时,朝廷以其幼小,“敕一应地方事务暂令廵抚处分”,直至嘉靖十九年(1540),時任巡撫都禦史汪文盛上奏:“朝輔稍長讀書習禮,有祖父風,請改敕谕與臣等同議事如故”,沐朝輔方有會同撫、按參議雲南大政的資格。[38]嘉靖二十六年(1547),世宗命黔國公沐朝輔子沐融襲爵,與半祿優給,以朝輔弟朝弼爲都督佥事暫挂印充總兵官代鎮雲南,又以“朝弼亦弱齡未堪專阃”,敕“一應重大事務仍命廵撫官協同處分”[39],時撫雲南者爲右副都禦史應大猷。這就使得巡撫實際上成爲全滇的最高軍政長官,甚至暫時取代了黔國公的作用。

沐氏世鎮以血统承袭为遵,具有天然的不稳定性。至沐朝辅、朝弼兄弟子侄一辈问题暴露,雲南巡撫作为一种应急机制顺势发挥了稳定局势的作用。但世镇与抚按体制作为貴族與官僚政治的代表,本有对立性,稍有失当即易激发贵胄与文臣的矛盾。

(二)沐朝弼争权与滇抚贊理軍務兼职的反复

沐氏与雲南巡撫在职权上的矛盾以及朝廷在处理这一矛盾时的两难处境,在嘉靖、隆庆之际表现得尤为突出,具体体现在雲南巡撫是否实际兼贊理軍務这一问题上。当时不少公私文獻对相关情况的记载十分混乱,故必须在辨析史料的基础上综合论述史实。

嘉、萬時曾任貴州巡撫等職的雲南人嚴清在《遷巡撫都察院記》中有如下記載:

 

    肃皇帝中年,欲兴交南问罪之师,雲南巡撫始兼贊理軍務,于时首易玺书者,崇阳

汪公文盛也。歲庚申,因事報罷。至新昌呂公光洵奏複之。[40]

 

《迁巡抚都察院记》是隆庆朝雲南巡撫陈大宾为纪念巡抚衙门改迁,请其同年进士严清特为撰写,[41]系时人记时事,其说自有根据。成书时间稍后的官方政书万历《大明会典》对相关情况有略为不同的记载。其书言雲南巡撫“嘉靖三十年加兼理军务,四十三年改赞理,隆庆三年加兼建昌、毕节等处地方”[42]。天啓《滇志·建設志》又有雲南巡撫“嘉靖间,加贊理軍務,寻又罢。隆庆四年,复加贊理軍務” [43]之說。這些記載重在梳理嘉靖朝以後新出現的巡撫別兼贊理職銜的現象,三說又各有出入,主要分歧體現在兩點:

第一,《迁巡抚都察院记》与《大明会典》中关于雲南巡撫首实膺贊理軍務的时间难以调和。《迁巡抚都察院记》认为是汪文盛巡抚云南而世宗遣兵征讨安南莫登庸期间,万历《明会典》认为是嘉靖三十年(1551),(天啓)《滇志》以模糊的“嘉靖中”概括。

第二,關于巡撫所兼贊理的罷職與複設情況,三說略有出入。《遷巡撫都察院記》認爲,在“庚申”年,即嘉靖三十九年(1560),巡撫所兼贊理被罷職,至呂光洵爲巡撫時複設,查呂的任期爲嘉靖四十二年(1563)底至隆慶元年(1567)初。[44]《大明会典》认为雲南巡撫“兼理”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改“贊理”,此時間點與《遷巡撫都察院記》所論贊理複設時間相合,但《大明會典》沒有提及此前贊理曾被罷職的情況。《滇志·官師志》有贊理罷去的記載,但卻將複職的時間定爲隆慶四年(1570),又與《遷巡撫都察院記》、《會典》的說法相去較遠。

    可以说,上举三种资料皆有信史的性质,孰是孰非一时难辨。实际上,这些纷乱记载的背后,隐藏的正是沐氏总兵与雲南巡撫冲突加剧,以致朝廷边政不定的史实,现尝试揭示其中曲折原委。

关于雲南巡撫始兼贊理軍務职衔的时间问题,首先看《迁巡抚都察院记》所谓汪文盛始加赞理之说。专记明代边事的《殊域周咨錄》有载,嘉靖十九年(1540),世宗派遣諸路重兵壓境安南以宣“天威”,其中巡撫雲南都禦史汪文盛、總兵官黔國公沐朝輔等爲一路,“以蓮花灘分爲左右二哨”[45]出征來策應主力部隊。當時黔國公沐朝輔年資尚淺,剛剛獲得與撫、按共同議事的權力,[46]故這支雲南增援部隊的最高指揮官必巡撫汪文盛無疑,以至《明史》有“黔國公沐朝輔幼,兵事一決于文盛”[47]的说法。巡抚全权统兵,军事职权确实有所扩展,若加授贊理軍務衔以突显之似属合理。明代督抚文臣名义上属皇帝钦差,以本官品级为阶序,领朝廷所颁敕书行事,具体职权开列于敕书内,职权变动时需换领敕文。《迁巡抚都察院记》中“雲南巡撫始兼贊理軍務,于时首易玺书者,崇阳汪公文盛”即指汪文盛加授赞理时换领了敕命文书。但逐年排查嘉靖十九年前后《明实录》的记录,未见朝廷有加文盛贊理軍務的敕命,笔者目下所见其他明代公私文獻中也没有相关记载。反而是弹压安南期间,总督军务兵部尚书毛伯温给汪文盛等人的公移中称汪的正式结衔为“钦差巡抚云南等处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48]

    至于《明會典》嘉靖三十年(1551)雲南巡撫加赞理之说,[49]查《明實錄》,嘉靖三十年雲南恰有元江土司家族持續作亂,朝廷特遣官平定。當年五月,先有雲南鎮、撫官沐朝弼、石簡“督五哨兵環元江而壁”以圍困敵軍,其戰不利,故全軍撤回,預計秋末再征。七月,世宗“仍給敕朝弼會同新撫臣鮑象賢鸠兵討賊,以靖地方”[50]。這裏提到了頒發敕書給沐朝弼,但未提及是否給巡撫鮑象賢換授贊理敕書。不過嘉靖三十九年(1560),时任兵部尚书杨博在《覆云南总兵官沐朝弼请罢巡抚贊理軍務疏》中引述了嘉靖三十年吏部等衙门关于雲南巡撫加赞理衔的奏报及世宗的批复,是最具原始史料价值的政府公文:

 

    吏部等衙門會題內稱:“雲南地方號稱簡僻,巡撫責任本爲易稱,但今土夷構亂,

戕害守臣,天討所加,事體重大,巡撫責任似宜委重,合無比照湖廣、貴州事例,于巡

抚上量加‘贊理軍務’字样以便行事。”奉圣旨:“鲍象贤以原职巡抚云南地方,兼赞理

軍務,寫敕與他,欽此。”[51]

 

至嘉靖三十二年(1553),鮑象賢又獨自“調集土漢兵七萬人,廣集糧運,將克期分哨進剿元江,爲必取計”[52],俨然全权统军。依此,严清《迁巡抚都察院记》中“雲南巡撫始兼贊理軍務,于时首易玺书者,崇阳汪公文盛”的说法不可取信。

需要指出的是,鲍象贤兼授的贊理軍務职能,实乃此前沐朝辅袭爵时,巡抚汪文盛所领军事决断权的延续与正规化。在元江之马擋起的嘉靖二十五年(1546),黔國公沐鞏、沐融兄弟相繼夭折,其叔沐朝弼以都督鎮守地方,並未正式襲爵,且亦未成年。[53]故這一時期曆任滇撫的應大猷、胡奎都曾會同沐朝弼出征元江。[54]至嘉靖三十年(1551),世宗颁敕加鲍象贤“兼贊理軍務”,标志着朝廷名正言顺的落实了巡抚的军事统帅权。故《迁巡抚都察院记》中汪文盛首兼赞理之说虽不确,但亦有历史根源。

再看雲南巡撫所兼赞理被罢的情况,此事起因于黔国公沐朝弼的争权。沐朝弼自嘉靖三十三年(1534)正式袭爵后就极力摆脱此前十余年雲南巡撫对沐氏军政职权的管制。嘉靖三十五年(1556),朝廷曾賜敕黔國公沐朝弼,“令其節制土漢諸軍”,而“撫按官不得擅調,諸司白事及移文谒見禮儀,俱先鎮守而後撫按,違者以名聞”[55]。世宗下此旨意實事出有因,據《明實錄》追述,“初朝弼自都督襲封,又先以事被勘,有司薄其爲人,稍奪之事權,至是援父祖例,許之”[56]。嘉靖三十九年(1560 )五月,东川土酋阿堂与霑益土官安九鼎相攻杀,时任雲南巡撫游居敬集兵征讨,但作战不利,为巡按御史王大任劾。[57]沐朝弼正借此巡撫軍事指揮失誤的機會上奏搏爭兵權:

 

    巡抚贊理軍務,盖自鲍象贤始,是时元江兵乱之后,臣未袭爵,始加是敕为一时平

亂計。今總鎮事權既有所歸,而(遊)居敬猶偃然以軍門自處,擅興師旅激變夷民,臣

知而不得謀,謀而不見聽。祖父二百年來執掌蕩然矣。[58]

 

朝弼特别强调此前鲍象贤是暂代自己统兵,属权宜行事,继而又言“今总镇事权既有所归,而居敬犹偃然以军门自处”,是声言自己已成年并正式袭有爵位,理应恢复黔国总兵固有的军事职权,不应再受制于巡抚。朝弼疏上,世宗命下兵部议。通过杨博《覆云南总兵官沐朝弼请罢巡抚贊理軍務疏》及《明实录》记载可知,世宗最终责令“游居敬拿解无容再议”,并告诫巡抚云南蒋宗鲁及总兵沐朝弼曰:“以后地方一应军机,遵行本爵制敕,务要彼此计议停当,应径行者会行所司,应具奏者会本具奏,不许违抝偏执,有误大计”,还下令:“雲南巡撫例当户部请敕,后以元江之变,暂加贊理軍務,原不为例,今当革去。” [59]此正与严清《迁巡抚都察院记》中“岁庚申,因事报罢”及天启《滇志》所谓雲南巡撫“嘉靖间加贊理軍務,寻又罢”的说法相印证,而万历《大明会典》对此事有缺载。

世宗此番罢黜雲南巡撫兼衔,主要是因为震怒于游居敬的失事。然而,在嘉靖朝沐氏总镇长期年浅的情况下,朝廷协调云南镇、抚关系时常秉承一种兼顾双方的策略倾向,即尽量表面上维护黔国公的尊荣地位,稍抑巡抚体统,但不断强化巡抚的实际权力。这反映了明廷在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之间的摇摆不定。朝廷希望依靠勋贵震慑边庭,又碍于贵族体制的弊端,更多的依赖文臣解决实际问题。不久,皇帝所下“抚按官不得擅调土汉军”,巡抚革去赞理的命令皆成虚文。

嘉靖四十二年(1563)十一月,呂光洵就任雲南巡撫都御史,[60]當年有“易門賊李向陽等作亂,自稱混天大王,掠安甯、三泊等州縣,南安泥叢諸賊響應”。[61]據兵部尚書楊博《請谕雲南守臣協心平賊撫臣贊理疏》,嘉靖四十三年(1564),兵科都给事中邢守庭因易门之乱难定而上奏朝廷:“(沐氏)总府世守云南,专管军务,巡抚都御史每事与之计议,谓之贊理軍務,且无言元江之例,即如京营既有镇远侯顾寰,又有叶理都御史;南京既有魏国公徐鹏举,又有参赞尚书;两广既有恭顺侯吴继爵,又有提督侍郎,本以相济,原非相病。”[62]明代中后期,即使在勋臣留镇之处,“以文统武”体制也在大力推行。邢守庭所论即旨在减弱沐氏世鎮的特殊性,使得雲南巡撫拥有当时镇守文臣普遍拥有的名、实之尊。其议下兵部讨论获得认可,故世宗命兵部备行翰林院,將雲南巡撫敕内增入“贊理軍務”字样。[63]由此可知前引《迁巡抚都察院记》所言雲南巡撫之赞理軍務“至新昌呂公光洵奏複”爲確。萬曆《大明會典》所謂滇巡原“兼理軍務”至嘉靖四十三年改赞理”,也系指呂光洵复职之事,但有编排、裁剪史料失当的嫌疑,导致史实原委不清晰,这也是万历《明会典》修纂的通病。天啓《滇志》所载隆庆四年(1570)複職一說更屬無稽。

呂光洵加贊理後平定易門之亂,嘉靖四十四年(1565),世宗直接升光洵職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禦史,巡撫如故。[64]嘉靖四十五(1566)年十二月,呂光洵又討平雲南鳳繼祖及逆黨土舍高欽之亂[65]。至隆慶元年(1567),呂光洵討平武定土司之亂,上奏朝廷以其地設置流官。[66]據徐渭爲呂光洵所撰行狀,武定平後,沐氏“既銜公(指呂光洵)折其權”,又厭光洵戰後追論他“左袒賊若莊豪,激叛、與叛者諸陰事”,故“痛一剪束”,但呂光洵因“故望重”,雖受沐朝弼謗奏,僅稍改南京工部尚書以歸。[67] 呂光洵调职体现了皇帝对沐氏的偏袒,但此后雲南巡撫例加贊理軍務的制度固定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雲南巡撫实兼贊理軍務职衔的情况是地方体制重大更迭,但依照公文逐年编修的《明实录》却仅收录了嘉靖三十九年(1560)沐朝弼所上弹劾游居敬的奏疏,而在记述鲍象贤、游居敬、蒋宗鲁、呂光洵等滇抚行迹时,只字不提加或夺贊理軍務之事。实录的阙载可能也造成了《明会典》、《滇志》等资料记载的混乱与错讹。很难將这种不合常理的现象简单归结为的实录编纂者的漏记。必是因巡抚兼领贊理軍務一事牵涉到沐氏家族,造成制度屡屡变更不定,故文獻难证。

 

            巡撫職能的強化與世鎮體制的勉強維持

 

对云南沐氏世鎮体制在晚明时期的困局,有学者总结道,沐昌祚、沐叡、沐启元时期,“沐氏家族权位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沐氏家族后继乏人,走向末落”[68]。筆者認爲,這種情況的出現,與嘉靖朝沐朝輔、沐融、沐鞏、沐朝弼兩代四人過于頻繁而倉促的以沖齡襲爵或代鎮有直接關系。

沐朝弼代鎮期間就有爭爵的傾向,對其幼侄黔國公沐鞏及嫂陳氏“百計淩逼”。沐鞏夭折後,沐朝弼稱要襲爵,陳氏又奏沐朝輔遺有庶子,故與沐朝弼爭爵。延至嘉靖三十三年(1554),經吏部與三法司勘驗,世宗念朝弼“領鎮已久,免其赴京,著襲封黔國公爵,照舊鎮守地方”,陳氏免于糾責。[69]正式襲爵領鎮後,沐朝弼更以實施暴政爲能,受到撫、按官的連續彈擊。嘉靖四十四年(1565),世宗以沐朝弼屢犯律令,但念其世勳之後,“姑從輕罰,住祿米二年,如不悛改,撫按官指實奏聞”。[70]隆慶三年(1569),沐朝弼又“以抗違明旨屢被論劾,且“常稱疾不視事”,經過巡撫陳大賓的奏彈及兵部、兵科奏議,穆宗最終勒令沐朝弼罷職閑住,以其子昌祚暫領都督佥事職挂印鎮守,待“伊父沐朝弼勘明無礙,方許赴京,另請襲爵”[71]神宗登極的隆慶六年(1572)八月,經過雲南撫、按劾奏及兵部、三法司合議後,沐朝弼終于被判處大罪。首輔張居正向神宗上《議處黔國公沐朝弼疏》作爲嚴厲處理沐朝弼的建議,神宗對張居正等人的題請給予了肯定。[72]

     有學者認爲,沐朝弼一貫爲惡,之所以神宗即位時才被拘押,是因爲當時由張居正主政,“不存在明朝皇室與沐氏家族之間親情關系的障礙”[73],沐朝弼歹行早已暴露,世宗、穆宗之所以相對優撫之,是爲了延續世鎮體制的穩定,並非純粹旨在維護朝弼個人。反而是沐朝弼在隆、萬之際的不軌活動破壞了沐氏與皇帝間的親密關系,自行動搖了世鎮的穩定性,故招來大懲。據張居正所奏,沐朝弼的關鍵罪責有二,其一是爲爭權而“謀害親子”沐昌祚,[74]此系公然違抗皇命,淆亂時局的惡行,故罪不可赦。其二是“擅殺無辜”[75]。所謂“無辜”,其實專指禦賜內臣。據時任刑部雲南司郎中的鄭汝璧言,“朝弼益恣縱,淫刑多命,又殺上所賜阍人,罪狀日顯,始命缇騎逮至京師,下兵部會法司議,辟以聞”[76]。黔國公本代表皇帝威嚴,但沐朝弼擅殺禦賜閹宦,反置朝廷尊嚴于不顧,違背世鎮體制設置的初衷,這成爲他被遣拘的直接原因。      

沐朝弼之後,曆代黔國公基本上都是自青少年時期就卷入殘酷惡劣的權力鬥爭,形成既無禮儀道德,又無政治操守的極端個性,世鎮體制進入惡劣循環。一方面,前輩黔國公過早的失事罷職,導致後輩在懵懂無知的情況下襲爵;另一方面,前輩未死而後輩介入鎮事,導致家族成員之間矛盾不斷。萬曆二十三年(1595),沐朝弼嗣子沐昌祚以老疾自請罷總兵職,朝廷保留昌祚爵位,另授其子沐叡都督佥事,領總兵代鎮雲南。[77]沐昌祚請辭時不過40歲,所謂“老疾”實爲托詞,只因他此前橫行地方,屢被撫、按彈劾,[78]故不得不自行求退。鉴于这种情况,神宗准沐昌祚罢总兵事而依旧领爵,没有如此前处置沐朝弼一般,拘捕南京,使昌祚直接袭爵,也有稍稍安抚之意。但除了安抚之外,朝廷使昌祚、叡父子并立的潜在目的,应是剥离沐氏的“黔国公”爵与“征南將军、云南总兵官”之职,以沐昌祚为象征性的贵族政治符号,而由沐叡实际统兵。通过这种权宜之法,明廷试图削弱沐氏势力,遏制他们的狂悖之举,又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沐氏世鎮的威严。然而此措施非但没有对昌祚父子起到遏制作用,反而进一步刺激其肆意妄为,时有云南府“一城之中,突建新、旧两镇”,沐叡、沐昌祚“各用爪牙,各收亡命,剥削土司,几失全省”[79]之說。至萬曆三十五年(1607),原武定土酋阿克圍攻雲南府以索取武定府印,巡撫陳用賓與沐叡謀議,竟“以印畀阿克”,武定平亂後,神宗依然爲此震怒,于萬曆三十七年(1609用賓、叡一並拘捕南京瘐死,令沐昌祚複出“暫行”總兵事。[80]複任沐昌祚的同時,神宗怒言:“沐氏子姓非無可承襲祖爵者,恐驕穉成習,仍複偾轅,不若求舊爲便”[81]。可知朝廷已深刻認識到世鎮頑疾之難解,有任其苟且殘延的消極傾向。

嗣後,沐氏族親相鬥不止,又屢與撫按爲難,朝廷對此也處置無方。萬曆四十年(1612)十月,沐昌祚再次稱病請解任,朝廷加其孫沐啓元都督佥事職充總兵官鎮守。[82]至萬曆四十三年(1615),兵部根據雲南撫、按奏報而覆議,又請停沐啓元專阃之職:

 

    (沐昌祚)複行私請,蓋出于沐啓元之威逼,而啓元乳臭,必贻滇患。今據撫臣奏

列諸不法狀,比其父獻(按:應爲叡)罪惡不啻什伯,……且兩鎮並建,體多傾軋,聞

昌祚亦悔于厥心,稍加钤束,至祖孫不相容,近則蕭牆萌隙,遠則危亡殆釁,亦大非沐

氏之利也。[83]

 

神宗准其奏,第二次命沐昌祚照舊鎮守,沐啓元待昌祚年老後再由撫按官保奏正式襲爵視事。[84]天啓三年(1623),滇黔一帶土司叛亂叠起,巡按禦史傅宗龍建議讓沐昌祚、啓元各自統領軍隊,此論雖荒唐至極,卻被朝廷采納,熹宗尋敕沐啓元“以原加都督佥事充援黔副總兵”。[85]不過當年六月,沐昌祚就自行奏陳“啓元不堪任用”。兵部覆議認爲“知孫莫若祖”,且兵部不便遙度,此事應付雲南撫、按臣酌情勘驗詳議。[86]天启三年十二月,雲南巡撫闵洪学、巡按罗汝言论劾沐启元“狂悖不法,不堪援黔之寄”,朝廷最终下旨“启元既不谙事体,不许筦兵,仍听抚、按官节制,该镇事务还着沐昌祚协同抚、按官料理”,且不准相关人员继续上奏搅扰。[87]

唯贵族血统承袭爵职而引发的幼镇问题已使沐氏世鎮弊端横生,云南总兵官职能的紊乱失效,导致地方一应军政事务主要依靠巡抚督理。万历朝人郭斗所做《都察院续题名记》对此有论:“云南远在万里,诸夷环处,而贊理軍務,厥任匪轻。兵虽责之总镇,然政令之弛张、军机之缓急,巡抚实维掌握,事无纤巨,动关戎马。”[88]約自嘉靖二十九年(1550)始,指揮軍隊平定雲南內亂外禍的主帥都是巡撫大臣,少見總兵的身影,這可從《滇略》一書的統計中得到反映,不煩胪列如下:

 

        嘉靖二十九年,沅江土舍那鑒弑其主憲而自立,都禦史石簡討之,不克。

        嘉靖三十九年,東川土酋阿堂與霑益土官安九鼎相攻殺,巡撫都禦史遊居敬集兵討

    之,爲巡按禦史王大任所劾。

        嘉靖四十年,诏取點蒼屏石五十方于大理,巡撫都禦史蔣宗魯奏罷之。

        嘉靖四十二年,易門賊李向陽等作亂,自稱混天大王,掠安甯、三泊等州縣,南安

    泥叢諸賊響應。巡撫都禦史呂光討平之。

        隆庆元年,巡抚云南尚书呂光洵讨武定酋,悉平之。奏设流官,改治。立守御,建, 

作城。

        萬曆元年冬十一月,命巡撫侍郎鄒應龍同黔國公沐昌祚西征鐵索箐、赤石崖,擒夷

酋羅勤快等,七十二村悉平。

        萬曆十三年,羅雄州土舍者繼榮弑其父濬而自立,巡撫都禦史劉世曾討,誅之。

        萬曆二十一年,緬入蠻莫,破等練,與猛卯多俺分道入寇,巡撫都禦史陳用賓遣兵 

擊走之。是年,巡撫都禦史陳用賓城八關于騰沖。每四關設一守備戍之。自是,緬不敢

深入。

        萬曆二十二年,擒多俺及其子,皆斬之。用賓複檄暹羅同攻緬,緬彼于奔命,自是

    邊患少息。

        萬曆二十五年,猛廷瑞之叛也,與其妻父奉學興兵攻其堂兄思賢,所過州縣,殺掠 

    無算。巡撫都禦史陳用賓請征剿。

        萬曆三十五年,隴川宣撫多安民叛歸緬,殺鎮撫林承恩。十一月,武定土酋鳳克叛, 

    陷郡城,脅推官白明通索府印,遂圍雲南。巡撫陳用賓以印予之,乃解。

        萬曆三十六年,鳳克陷祿豐,殺知縣蘇夢暘,又謀陷元謀、羅次、嵩明等諸州縣,

殺掠無算。用賓尋發兵討平之,俘克等。既而,言者交章論用賓棄印及總兵沐濬等失機

罪,诏遣缇騎逮治,俱下獄論死。[89]

 

沐氏世鎮体制发展至此,其唯血统任职的弊端已为朝廷所充分认识。但即便如此,朝廷依然无法下决心对其进行根本性的整饬,究其原因,就在于沐氏勋贵与西南少数民族同为世袭身份,二者长久以来形成了地方统治秩序的对应与平衡。清初人冯甦于此有言:“武僖(指成化朝袭爵的黔国公沐琮)而后多雍容好墨翰,间不免骄佚,顾诸蛮习其威德,尤乐为用”[90]。據《明實錄》記載,嘉靖四十四年(1565)十月,雲南廵按禦史王诤請求世宗革去沐朝弼官爵,另擇“宗枝或勳臣中賢者領鎮事”[91]。此議已有削弱世鎮貴族任用特性的傾向,即保留勳臣鎮守,但打破沐氏一家對總兵職位的壟斷。對此,世宗曾專門咨詢內閣大學士徐階雲:“朝弼終不改過,此地亦當預擇代者,非他鎮比,汝以爲如何。”[92]徐階奏言:

 

    臣觀朝弼屢次所爲,委未有改過之意,又其威權太重,雲南之人只知有西王,不甚

知有朝廷。……彼世守此地已久,恐一時亦輕動未得。去歲所以加巡撫贊理之銜,給與

旗牌(指加呂光洵赞理一事),盖欲阴分其权也。而近日土官猛寅等三十余人奏言:“军

務只當歸于總兵。”外人或言此本系彼(指沐朝弼)唆使,或言系彼捏寫,二說未知孰

是。夫使彼有一于此,其意固皆可惡。然使真出于衆土官,則其勢抑又可知矣。[93]

 

嗣後,王诤所議最終不了了之。可知朝廷始終重視沐氏代皇帝守邊以彈壓邊省土官世臣的作用。

世宗這種不打破沐氏貴族壟斷,僅勉強維持其地位以爲政治象征物的消極策略,亦爲後世所承襲。萬曆年十九年(1591)八月,雲南巡撫都御史吴定又以沐昌祚悖戾难处,专擅误军,提出“镇臣须选勇略武臣暂摄”的意见,并且“自乞去位” [94]。吳定所請旨在廣泛優選武臣以代替沐氏,這就相當于徹底廢止了世鎮制度,實具顛覆性,故他也請求自免以示破釜沈舟之志。神宗對此的反映是,诏曰:“地方有事,文武守臣政宜協心。吳定著照舊任事,沐昌祚姑令痛自省改。”[95]並無再多指示。

 

                             結語

 

明代滇抚在成化朝已经成为最高地方文职长官,与沐氏总兵并立而共理西南军政。但碍于沐氏代表天子镇边的特殊身份,朝廷尽量维护黔国公的专阃地位,故长期不授予雲南巡撫贊理軍務的兼衔。至嘉靖朝,沐朝辅、朝弼等接连多人在未成年时即袭爵、代镇,贵族血缘承袭的弊端暴露无遗。朝廷为稳定边省局势,方正式加滇抚贊理軍務衔,命巡抚总览兵备并看护沐氏年幼子弟。沐朝弼正式袭爵后,为摆脱幼镇时期职权受制的境遇,屡与巡抚大臣相争,使得滇抚的赞理兼衔又出现反复,至呂光洵为巡抚时方着为定制。然而,沐朝弼继续横行恣肆,最终自损世镇根基被罢黜拘捕。受到朝弼不良政治活动的影响,后辈黔国公沐昌祚等多暴虐狂妄,族亲相残,根本无法主持云南戎政。在这种情况下,朝廷顺势强化云南抚、按的职权,继而代替了黔国公的一些重要职能,体现出官僚体制相较贵族世镇的稳健性。自明代中后期,朝廷对世镇的困局举措无方,又不得不保留此旧制以皇亲贵胄稳定土司世臣,最终持一种勉强维系的消极态度。

 



[1] 有学者梳理了雲南巡撫的制度沿革,但將明中叶在滇地出现的提督粮储、参赞军务、巡抚等使职混而谈

  之,对贊理軍務与夺的问题亦未能特别关注,仅采信了严清《迁巡抚都察院》中的错误记载,需进一步

  澄清。见辛亦武:《明代雲南巡撫与边疆民族社会》第三章《明代雲南巡撫的建制》第三节《雲南巡撫的

  職責》二《提督軍務》,雲南大學2013年博士學位論文。

[2] 有学者將沐氏世鎮制度的性质定义为“亚分封”,认为沐氏世袭爵职,但又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诸侯或藩王,

  需聽命于朝廷,並受到撫、按大臣的節制。見李建軍、謝雪冰:《論明代雲南亞分封制》,《雲南師範大學

  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然而,明代本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分封制,朱元璋分封同姓宗

  藩主要是爲了使子侄鎮守要地,諸王並無治土臨民的封建特權。永樂以降藩王的政治軍事權力多被褫奪,

  分封更屬有名無實。明代的勳爵封襲更不能與商周或西歐的諸侯封建相類比,僅可視爲特殊的軍功貴族

  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亚分封”这一概念可以商榷。实际上,沐氏世鎮脱胎于明初勋臣总兵镇边体

  制,只不过在明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云南总兵官、镇南將军一职皆由沐氏一家勋臣充任,其铨任资格

  以沐氏血统为首要条件,据此,笔者將沐氏世鎮定义为具有贵族特色的武官鎮守制度,並通過這一視角

  剖析黔国公与文臣官僚体制雲南巡撫之间的关系,揭示世镇衰落的原因。

 

[3] (明)周洪谟:《巡撫都台碑記》,正德《雲南志》卷31《文章九》,方國瑜主編:《雲南史料叢刊》第6

  卷,雲南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92頁。

[4] (明)劉文征:天啓《滇志》卷5《建設志第三·秩官·云南布政司》,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

  179頁。

[5] (正德)《雲南志》卷1《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建制沿革》,第108頁。

[6] 《明英宗實錄》卷68,正統五年六月壬申,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962年校勘影印本。

[7] 《明英宗實錄》卷74,正統五年十二月己巳。

[8] 《明英宗實錄》卷79,正统六年五月丁巳;《明英宗實錄》卷80,正統六年六月乙亥。

[9] 《明英宗實錄》卷91,正統七年四月壬辰。

[10] (明)雷禮:《國朝列卿紀》卷215《敕使雲南行實》,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第39冊,台北明文

  書局1991年版,第217-218頁。值得注意的是,雷礼將《明实录》中明确记为云南首位巡抚的鄭辰也

  歸入了“敕使雲南”雲南一類,顯然有誤,詳見下文。

[11] 《明英宗實錄》卷16,正统元年四月癸丑、辛酉;《明英宗實錄》卷17,正統元年五月丁醜。

[12] (明)雷禮:《國朝列卿紀》卷215《敕使雲南行實》,第217頁。

[13] 由于郑辰派驻的时间短,制度化程度低,雷礼將《国朝列卿纪》也將郑氏的情况歸入了“敕使雲南”雲

  南一類,不視他爲雲南首撫,顯然有誤。見(明)雷禮:《國朝列卿紀》卷215《敕使雲南行實》,第217

 

[14] 《明憲宗實錄》卷155,成化十二年七月癸亥。

[15] (明)王恕:《參鎮守官參隨擾害夷方謝狀》、《乞嚴賞罰以禁盜賊狀》、《駕帖不可無印信疏》、《參提奪占

  南甸田地軍職奏狀》,(明)陳子龍輯:《明經世文編》卷39《王端毅公文集》,中华書局1962年版,第

  298-301頁。

[16] (明)劉文征:天啓《滇志》卷10《官師志第七·巡撫都禦史·王恕》,第353頁。

[17] (明)郭鬥:《都察院續題名記》,(明)劉文征:(天啓)《滇志》卷20《藝文志第十一》,第662頁。

[18] (明)劉文征:天啓《滇志》卷10《官師志第七·巡撫都禦史·鄭颙》,第352頁。

[19] 《明英宗實錄》卷185,廢帝郕戾王附錄第三,正統十四年十一月辛卯。

[20] 見拙文《明代文臣參贊軍務制度沿革考》,《王竑文化學術研討會會論文集》,雲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21] (明)侯琎:《新筑腾冲城记》,(明)劉文征:天啓《滇志》卷20《藝文志第十一》,第655頁。

[22] 《明英宗實錄》卷207,廢帝郕戾王附录第二十五,景泰二年八月壬申;《明英宗實錄》卷228,廢

  帝郕戾王附錄第四十六,景泰四年四月丁未。

[23] 《明英宗實錄》卷251,廢帝郕戾王附录第六十九,正统六年三月己未。

[24] (明)鄭颙:《五華書屋記》,正德《雲南志》卷31《文章九》,第398頁。

[25] 《明英宗實錄》卷257,天順元年二月庚子。

[26]  按,颇疑周洪谟將正统初年云南督粮侍郎郑辰的事迹与郑颙相混淆,故出现《巡抚都台碑记》所谓“正

  統初朝廷敕都禦史武林鄭公巡撫”雲南的張冠李戴的記載。

[27] (明)雷禮:《國朝列卿紀》卷215《巡撫雲南行實》,第219-221頁。

[28] 《明憲宗實錄》卷203,成化十六年五月癸卯;《明憲宗實錄》卷217,成化十七年七月己亥。

[29] 《明憲宗實錄》卷211,成化十七年正月庚寅;《明憲宗實錄》卷212,成化十七年二月庚申。

[30] 《明憲宗實錄》卷209,成化十六年十一月壬午、癸巳。

[31] 《明憲宗實錄》卷246,成化十九年十一月己亥。

[32]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22《参赞军务之始》,中华書局1959年版,第553頁。

[33] 萬曆《大明會典》卷209《都察院一·巡抚建制》,中华書局1989年版,第1041頁。

[34] 《明英宗實錄》卷2,天顺八年二月庚戌;《明憲宗實錄》卷48,成化三年十一月丙寅;《明憲宗實錄》

  66,成化五年四月甲寅。

[35] 《明孝宗實錄》卷189,弘治十五年七月己醜。

[36] 《明武宗實錄》卷24,正德二年三月癸亥。

[37] (明)高拱:《高拱全集·掌铨題稿》卷34《題黔國公沐昌祚襲爵疏》,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

  466頁。

[38] 《明世宗實錄》卷240,嘉靖十九年八月戊寅。

[39] 《明世宗實錄》卷328,嘉靖二十六年九月甲辰。

[40] (明)严清:《迁巡抚都察院记》,(明)劉文征:天啓《滇志》卷20《藝文志第十三》,第661頁。

[41] (明)严清:《迁巡抚都察院记》,(明)劉文征:天啓《滇志》卷20《藝文志第十三》,第662頁。

[42] 萬曆《大明會典》卷209《都察院一·巡撫建制》,第1041頁。

[43] (明)劉文征:天啓《滇志》卷5《建設志第三·秩官·云南布政司》,第179頁。

[44] (清)吳廷燮:《明督撫年表》卷5《云南》,中华書局1982年版,第611頁。

[45] (明)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6《安南》,中华書局1993年版,第225頁。

[46] 《明世宗實錄》卷240,嘉靖十九年八月戊寅。

[47] 《明史》卷198《汪文盛传》,中华書局1974年標校本,第5242頁。

[48] (明)毛伯溫:《毛襄懋先生奏議》卷20,《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59冊,齊魯書社1996年版,第

  784頁。

[49] (清)吳廷燮:《明督撫年表》卷5《雲南》,第609頁。

[50] 《明世宗實錄》卷374,嘉靖三十年六月乙亥;《明世宗實錄》卷375,嘉靖三十年七月壬寅。

[51] (明)楊博:《本兵疏議》卷5《覆云南总兵官沐朝弼请罢巡抚贊理軍務疏》,《四库全书存目》史部第61

  冊,齊魯書社1996年版,第368頁。

[52] 《明世宗實錄》卷393,嘉靖三十二年正月丁酉。

[53] (明)高拱:《高拱全集·掌铨題稿》卷34《題黔國公沐昌祚襲爵疏》,第466頁。

[54] 嘉靖二十五年(1546),雲南元江軍民府土舍那監殺叔土知府那憲,奪其印,“巡撫雲南都禦史應大猷等

  以聞,上命鎮撫官法兵剿之”。見《明世宗實錄》卷307,嘉靖二十五年正月乙卯。又“植元江土舍那

  鉴倡乱”,“抚按官胡奎林(应箕)、总兵沐朝弼不能御”。见(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22《司道·徐

  方伯之死》,第569頁。

[55] 《明世宗實錄》卷431,嘉靖三十五年正月壬戌。

[56] 《明世宗實錄》卷431,嘉靖三十五年正月壬戌。

[57] (明)楊博:《本兵疏議》卷5《覆巡撫雲南都禦史遊居敬請征叛夷阿堂疏》,《四庫全書存目》史部第61

  冊,第348頁;(明)謝肇淛:《滇略·事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9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183頁。

[58] 《明世宗實錄》卷491,嘉靖三十九年十一月辛醜。

[59] (明)楊博:《本兵疏議》卷5《覆云南总兵官沐朝弼请罢巡抚贊理軍務疏》,《四库全书存目》史部第61

  冊,第368頁;《明世宗實錄》卷491,嘉靖三十九年十一月辛醜。

[60] 《明世宗實錄》卷527,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壬午。

[61] (明)謝肇淛:《滇略·事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94冊,第183頁。

[62] (明)楊博:《本兵疏議》卷14《请谕云南守臣协心平贼抚臣赞理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61

  冊,第564頁。

[63] (明)楊博:《本兵疏議》卷14《请谕云南守臣协心平贼抚臣赞理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61

  冊,第565頁。

[64] 《明世宗實錄》卷545,嘉靖四十四年四月己未。

[65] 《明世宗實錄》卷566,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乙末。

[66] (明)陈善:《新建武定府城记》,(明)劉文征:天啓《滇志》卷20《藝文志第十一》,第660頁。

[67] (明)徐渭:《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27《行状·吕尚书行状》,中华書局1983年版,第652頁。

[68] 李建軍:《明代雲南沐氏家族研究》第三章《曲折演變與滇疆二百年風雲》,遼甯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79181頁。

[69] (明)鄭汝璧:《皇明功臣封爵考》卷4《黔国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58冊,齊魯書社1997

  年版,第450頁。

[70] 《明世宗實錄》卷551,嘉靖四十四年十月丁卯。

[71] 《明穆宗實錄》卷30,隆庆三年三月己巳;(明)高拱:《高拱全集·掌铨題稿》卷34《題黔國公沐昌祚

  襲爵疏》,第468頁。

[72] (明)張居正:《張太嶽集》卷37議處黔國公沐朝弼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76頁。

[73] 李建軍:《明代雲南沐氏家族研究》第三章《曲折演變與滇疆二百年風雲》,第169頁。

[74] (明)張居正:《張太嶽集》卷37議處黔國公沐朝弼疏》,第476頁。

[75] (明)張居正:《張太嶽集》卷37議處黔國公沐朝弼疏》,第476頁。

[76] (明)郑汝璧:《由庚堂集》卷36《睹记》,《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5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版,第77頁。

[77] 《明神宗實錄》卷277,万历二十二年九月庚寅,《明神宗實錄》卷238,萬曆十九年七月丁醜;《明

  神宗實錄》卷290,萬曆二十三年十月已未。

[78] 《明神宗實錄》卷230,万历十八年十二月壬辰;《明神宗實錄》卷239,萬曆十九年八月丙午。

[79] 《明神宗實錄》卷504,萬曆四十一年正月乙酉。

[80]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29《叛賊·武定四叛變》,第753頁;《明神宗實錄》卷462萬曆三

  十七年九月丁酉;《明神宗實錄》卷463<